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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您好，以前沒有普通話，人們怎麽溝通的？
看過一篇文章說光緒召見康有為（廣東人），聽他的長篇大論一句話都聽不懂。
那個時候也沒有新聞聯播看，也學不了普通話，現在一些廣東福建老人都不會說普通話，人們出遠門怎麽溝通呢？
古代沒有普通話，但有官話。
沒有聲音類資料可供復制，語音的傳承，在古代主要依賴圖書與口耳。
哪一種語音能夠成為「官話」，主要取決於誰在人際交往中擁有的權力最大。
一般來說，這個「誰」就是皇帝，皇帝選擇在哪裡建都、選擇在哪裡生活，哪裡的的語音就大概率會成為那個時代的「官話」。
先秦的「雅言」，大體相當於一種以當時周天子所在的鎬京、洛邑地區發音為基準的書面語。
孔子周遊列國，依賴的就是「雅言」。
因為沒有語音保存工具，「雅言」傳播出去後，會與傳播者及接受者的地域口音發生結合，產生一些變化。
到了兩漢，朝廷的通用語「雅言」，就變成了皇帝所在的長安與洛陽地區的口音了。
▲圖：中國第一部辭書《爾雅》，「接近雅言」之意
東晉的皇帝與貴族集體南遷至金陵，他們帶去的「洛語」與金陵方言發音結合到一起，形成了「金陵雅音」。
之後的宋齊梁陳四個朝代，朝堂之上都用「金陵雅音」。
讀書人想要去金陵做官，生意人想要去金陵發財，佛教徒想要去金陵傳教，都要學著說「金陵雅音」。
同期的北方，則因胡漢交融產生了另一種「中原雅音」。
隋朝統一中國後，兩種雅音的存在很自然地給上層社會的交流造成了困擾，於是就有了公元601年的「長安論韻會議」，以陸法言為首的8位語言學者討論出了中國第一部韻書《切韻》，將金陵雅言與中原雅言折中兼顧起來，成為一種新的「中原正音」。
隋唐之人讀書做官、吟詩作賦，一度以這種口音為準。
但《切韻》的折中做法，與現實中唐朝皇帝所在的關中秦音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在唐朝中後期，又出現了修正版的《韻英》《考聲切韻》，以關中秦音為唐代的口語標準音。
五代與北宋的政治中心首推開封，次為洛陽。
皇帝在哪裡，標準音自然也在哪裡，「河洛方言」成了當時「中原正音」的基礎。
南宋偏安江南，也仍以趙家皇室和南遷士大夫慣用的「中原正音」作為朝廷的通用語言，陸遊曾感慨「中原唯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大約杭州的「正音」已與當地的吳語產生了某種結合，才使得陸遊有這種感觸。
在金人統治的北方，「中原正音」與胡語結合，產生了另一個通用語言分支。
元朝曾嘗試全面推行蒙古話，未果。
元朝中期出現的《中原音韻》，大體是以大都話為基礎，也就是以元朝皇帝所在的北京地區的發音為準。
朱元璋建都南京，推廣《洪武正韻》，自然是以朱熟悉的江淮方言為基礎。
朱棣遷都北京，將數十萬南京人一並驅趕北上，改變了北京的人口結構與語音結構，這種新北京話，也就成了新的官話。
清朝入關後，一開始要求朝堂之上必須使用滿語，但不久之後也全面換成了明代的北京官話，不過，這種官話中摻入了不少滿語元素（比如「罷了」）。
▲圖：洪武正韻內文序言
清朝中期，由雍正發起，曾有過一場持續了大約80年之久的「官話推廣運動」。
推廣的原因是雍正發現自己聽不懂福建、廣東等地官員說話，於是要求兩省設立「正音書院」，教兩省官員學說標準官話，不能說標準官話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
這場推廣工作持續到嘉慶時代，但收效甚微。
「官話」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皇帝及官僚士紳系統，旨在便利他們之間的溝通。
這也是帝制時代制定「標準音」的主要動力所在，以皇帝所在主要活動區域的方言為官話基礎，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到了晚清，知識分子的現代國家意識覺醒，才開始變「官話」為「國音」。
但在標準音的選定上，南北學者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出現了「北音派」和「南音派」。
北音派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音，南音派主張以南京話為標準音。
進入民國後，新政權成立了「讀音統一會」，由19省代表「每省一票，服從多數、逐字審音」的方式，確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標準讀音，稱之為「國音」。
但這種國音需要民眾從頭學習，語言學家趙元任的評價是：「這種給四億、五億或者六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說。」
於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又推出了「新國音」方案，該方案「以現代的北平音為標準音」。
其實，無論是哪種「普通話」方案，其最終能否被全面推廣，成為全民普及通用的語音，主要取決於是否有合適的手段，將這種語音直觀地推送到民眾耳邊。
這也是為什麼普通話的普及，會與廣播、電視的普及高度同步。
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才是普通話最得力的推手。
▲圖：1912年，孫中山在香港總督府
回到文首的問題。
在沒有普通話的帝制時代，官紳與讀書人需要學習官話；普通民眾大多沒有學習官話的途徑，也沒有出遠門的機會。
如果必須要出遠門，最好掌握基本的文字書寫能力，如果不會說官話，也不掌握文字書寫能力，那必然是困難重重——事實上，即便到了民國，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政界核心人物，也會因為沒有普通話可用，而在信息傳遞上陷入困境。
孫中山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幼時說的是粵語。
13歲到夏威夷，開始說英語。
回國後從事政治活動，又學會了官話。
據張永福回憶，孫平時講話「多用廣東方言或國語，對於英文，不輕易出口，演說時，亦不講英語」。
1912年元旦，孫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是用粵語發表的演講，據參加典禮的戢翼翹回憶，他對演講的內容「根本聽不懂」。
這大約說明，孫的官話水平比較有限，不足以應付這種大場面。
孫的官話水平如何，可以聽一聽下面這段孫的錄音。
音頻內容為「諸君：我們大家是中國的人。
我們知道中國幾千年來，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文字較長，就不全文轉載了。
蔣介石一生說話，都帶著濃重的寧波方言（奉化方言）口音，學習新國音對他而言有不小的難度。蔣的寧波話演講，常讓聽者一頭霧水。抗戰時期流亡大後方的學生韋曉萍，聽過蔣的演講，她說：
「聽了一個多鐘頭，蔣介石講了什麼，誰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一句也沒聽懂。一是他的那種奉化口音聽不懂；二是當時的擴音質量差聽不清。」
第二天報上刊出講話全文，韋曉萍才知道，蔣「講的是抗戰時期青年人應有的責任和努力方向」。
在四川參加過「游幹班」的黃開仁也回憶，蔣給學員訓話時，「講話是用奉化口音，我們不太聽得懂，最後由班主任王旭夫補充重述一遍」。聽蔣演講，實在是一個辛苦活。具體情形，可參考下面這段蔣的講話錄音：
不止演講，平常對話中，蔣的口音也常常讓人難以理解。蔣任黃埔軍校校長時，常找學生單獨談話。據鄭洞國回憶：
「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聽起來很費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聽他講話。」
1944年，蔣到南開中學參加校慶，當時還是學生的唐賢可，正好見到張伯苓送蔣出來。
唐回憶說，「蔣介石的奉化口音我聽不懂」。
這種語言障礙，有時候會影響到公務的處理。有傳言稱，1933年，蔣打算起用被免職的徐庭瑤。
會面時，徐一再解釋之前領兵失利的原因，蔣用寧波話怒斥他「強辯」，徐錯聽為「槍斃」，嚇得不輕。
還有傳言稱，抗戰時期，蔣給顧祝同交代任務，對話務員說「要顧總司令電話」，結果接電話的是朱紹良，原來話務員把寧波話的「顧」錯聽成了「朱」。
這些傳言未必真實，但會有這樣的傳言，自然是因為眾人都覺得蔣的寧波話難懂，這也是他身邊有常有奉化籍工作人員的原因之一。
附帶一提，蔣介石罵人的口頭禪，並不是「娘希匹」。
「娘希匹」之說，出自唐人的長篇小說《金陵春夢》。
該書極愛讓蔣介石使用「娘希匹」一詞，凡描述蔣介石發怒處，皆可見到「娘希匹」的身影，受其影響，許多影視劇也有類似情節。
而據研究寧波方言的周志鋒考據，「希匹」二字，「是一個很粗俗的、寧波人個個心知肚明而口裏一般不說的方言詞」。
▲圖：蔣介石與他極為痛恨的史迪威合影
按說，蔣是寧波人，「娘希匹」是寧波的粗鄙罵人話，唐人在書中讓蔣罵「娘希匹」，似乎也很順理成章。
但據蔣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蔣最經常使用的是當時的國罵「混蛋」，而不是「娘希匹」。比如：
（1）1933年進入侍從室的汪日章說，「我沒有聽到過他罵娘希匹。有時實在氣極了，就露出句『混蛋東西』，我聽到他對王世和罵過幾次」。
（2）侍從參謀周振強回憶自己的挨罵情形：「（蔣介石）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你這個笨蛋，不分青紅皂白，隨便放槍……有時他罵我『混蛋』……」
（3）勵志社副總幹事侯鳴皋也回憶說：「據我所知，蔣介石發脾氣時，是要打人罵人的，經常挨講打罵的，首推侍衛長王世和。……此人貪汙腐化，曾被蔣兩次革職。蔣經常罵王『混蛋』」。
其實，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無論什麼時代，無論是誰，只要是離開了家鄉出來闖蕩，都會很自然地投入國罵的懷抱，而不會繼續使用家鄉土罵。
因為別人聽不懂的土罵（比如「希匹」），是毫無殺傷力的，也是毫無意義的。
走出寧波奉化的蔣介石，身邊有寧波奉化籍工作人員，但更多被他痛罵的對象，肯定聽不懂「娘希匹」。
皇帝早就沒有了，「娘希匹」成不了官話。
蔣介石必須使用「混蛋」之類的國罵，才能切實傳遞自己的情緒。
參考資料
①《漢字漢語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邵銘煌：《孫中山影音檔案與政治宣傳之探究》。
③陳蘊茜：《崇拜與記憶 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④周志鋒：《「娘希匹」小考》，語文出版社，2012年。
⑤韋曉萍：《聯合•斗爭•堅持•勝利》，《魚峰文史（第13輯）》，1995年。
⑥黃開仁：《回憶解放前夕「游幹班」受訓經過》，《蒲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7輯）》，1993年。
⑦鄭洞國：《我的戎馬生：鄭洞國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2年。
⑧唐賢可：《懷念張伯苓校長》，《張伯苓紀念文集》，1986年。
⑨言九林：《蔣介石罵人的口頭禪，並不是「娘希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