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麼時候起,「窮人」不配在中國互聯網得到同情了?

本文來源:Vista看天下

微信id:vistaweek

作者: 賈小凡

疫情中被遺棄的嬰兒

延續至今的疫情,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撕開了無數個比電影劇情更現實、更殘酷的口子。

但最近一條「夫妻將新生男嬰遺棄在醫院門口」的新聞,依然引發了輿論的地震。

從什麼時候起,“窮人”不配在中國互聯網得到同情瞭?

一般來說,父母遺棄嬰兒,顯然無論從法律上還是旁觀者的道德評判上,都存在巨大的問題。

但無論是事發當地(汕頭市澄海區)媒體的報道,還是夫妻二人遺棄時留下的那封信,讀來都讓人覺得有另外一些不是滋味的東西。

這對夫妻是在汕頭的外地打工者,平時以打零工為生,但孩子出生後負擔加重,已花光所有積蓄。

疫情的嚴重,也使他們目前毫無收入。

想要通過工作維持生計,比正常情況下更加困難。

無比窘迫的情況下,他們把孩子放到了醫院門口,並在信中約定「如果生存下來,一個月內一定前往福利院領回,到時多少錢一並補予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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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後來公安部門已找到夫妻二人,進行了批評教育。

二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接回了孩子,政府也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支持。

能將這個錯誤彌補上,並且後續的生活也因為有了工作能有一定保障,算是這場悲劇比較圓滿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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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因疫情衍生出的人倫悲劇,沒有一出是人們願意看到的。

特殊背景下,這麼一個鮮活的故事顯然也衝擊到了廣大網友的認知,因而引發了一場大辯論。

不少人體會到了那種悲哀無力的感覺:

本來有積蓄、有工作的一對普通父母,大概沒料到突發的災難會引發這麼巨大的變故,整個事件可悲、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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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站牢了「遺棄是不可原諒」的立場上往前推這對父母的客觀處境和主觀決定,輿論又是另一番景象。

簡單來說就是:明知自己窮,為什麼還非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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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聞稱夫妻二人在這件事之前是有積蓄的,但迅速就沒錢了的事實,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

許多人認為,一個月就花完了積蓄,那這積蓄也太少了,這麼點錢就敢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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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繼續推下去,他們何以把自己弄到這個境地也是指摘的焦點:

怎麼可能會這麼窮的?

有手有腳的正常人,根本不可能落到這麼拮據的地步啊,「一個月3000塊都掙不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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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這對夫妻貧窮的原因和結果,仿佛構成了一出存在主義戲劇的腳本: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重壓和養不起孩子的現狀,人究竟會怎麼辦?

在2020年我們的社會中,確實有人選擇了暫時割捨自己的骨肉。

但比這更悲哀的是,背後那個巨大的、驅使人做出了這個決定的黑洞,仿佛只能被某些人歸結為二人主觀動機上的錯誤和愚蠢:

誰讓你那麼窮的,窮就不要把他生出來啊。

那些「窮」得「匪夷所思」的人

不僅是這對夫妻,普通人經濟上的困難、拮據甚至走投無路,在這段時間內時常也成為新聞和輿論的焦點。

同樣,被放在某一種放大鏡下審視的時候,他們的窮也是難以被理解的,是匪夷所思的。

也是前幾天,一個27歲的湖北籍男性因停工無收入、不得不賣掉黑龍江鶴崗房產的新聞,引發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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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里令人唏噓的重點其實應該是,當事人因為是湖北人,即便已經長期沒回過家鄉,最近依然因為籍貫而難以找到工作。

曾經規劃好的鶴崗房產投資,也突然被疫情帶來的經濟困難擊成了泡影,現在自己也拮據到天天吃泡麵。

這本是一個很生動的從宏觀到微觀的連鎖反應:全社會因疫情受到的影響,層層下落到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上,是怎樣的衝擊?

但目睹到這實實在在的衝擊後,輿論場卻聚焦在了他本身的經濟狀況上:

他的抗風險能力為什麼這麼差?

他都27歲了,怎麼可能只有兩萬塊錢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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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這種聲音倒是還存著一點同情和擔憂,那有些旁觀者的發言只能算得上是嘲諷了。

當一個普通人突然破產的現狀已經被呈現出來,已經夠「窮」的了,但在有些人眼里,他窮的姿勢也不太對——

這有什麼的,你都這樣了那就還可以更節省點/還可以活得更像個窮人點,沒什麼好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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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時刻,嘲諷一個人接近而立之年積蓄寥寥,甚至要指點他怎樣去做一個合格的「窮人」,這又真的體面嗎?

一場大災難的最可怕之處,就是它會給個體帶來各種各樣的極端處境,而置身事外的人可能永遠都無法真的給予同情。

比如2月9日的一條新聞中,兩個湖北男子步行7小時到了湖南,只因太著急回深圳工作,試圖能在湖南岳陽坐車回深圳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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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個新聞中透露出一絲沙雕氣息:防疫人員友善地提醒他們,其實你倆走反了方向。

但這件事還是引來不少網友的痛斥,大部分人不能理解這麼嚴重的疫情當前,他們怎麼會這麼愚蠢和自私:

「怎麼想的,為了那點錢,不要命了嗎?!」

問出這樣正確的責難沒有問題,這樣的行為從大局上看也確實可氣。

當2月10日過後一些地區、企業、工廠紛紛復工的時候,也同樣有人這樣氣憤地問過。

一點工資和暴露在疫情中的風險,好像大多數人本能地因後者犧牲前者。

但是,也沒有人能真正明白,別人急於維持生計的選擇究竟對他的生活有多重要。

事實上,感受到經濟壓力的人們本質上是同一根螞蚱,只不過發現的時間可能有早有晚——

當「裁員補償標準」的百度搜索指數在最近這一個月激增時,我們似乎對「要錢不要命」的無奈本來可以多一點悲憫。

從什麼時候起,“窮人”不配在中國互聯網得到同情瞭?

▲圖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的數據

事先沒人能料到,這次疫情赤裸裸地揭露出的「窮」,好像成為了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時,就越來越能暴露旁觀者之高高在上的事情。

當有人迫於經濟條件而做出一些錯誤的事情時,我們總能輕易地看到其中的可惡,並憤恨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

指責這些可惡之處總是輕巧和容易的,但是,真正體察到其中的可悲好像變得越來越難了。

貧窮如何成了輿論場中的原罪?

因為最近新聞中這一連串的「窮人」主角,一種引人深思的分裂也悄悄地呈現出來了。

令許多網友覺得驚訝和感慨的是,好像有很多人,對普通人的生存現狀、對「窮」這個天天被掛在嘴邊的詞,實際上沒有一點概念

特別是當一些未經世事的年輕人問出「真的有人27歲只有兩萬存款嗎」,可能真的不是出於惡意或嘲諷,而是確實對自身以外的圖景缺乏認知,甚至哪怕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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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友匯集了那些類似的聲音,又引發了新的爭論

更神奇的是,會在互聯網上發出這些言論的人,可能大多並不是《寄生蟲》里豪宅里的富家太太,卻依然無法想像地下室里有可能住著生活得步履維艱的人。

這種認知的壁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其實,事實和數據上關於普通人平均生存水平的呈現,已經夠赤裸的了。

在國家統計局官網的數據里,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228元,若以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為維度劃分,二者的數字則相差25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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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大眾眼前,能鮮活、生動地展示和傳遞這些信息的載體,卻是越來越缺失的。

仔細想一下會發現,普通人賺生計的勞累與掙扎,是愈發沒有機會在大眾——特別是構成了互聯網主流受眾的年輕人——眼中得到呈現,或取得話語權的。

自2012年左右社交網絡真正成為當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後,人們的視野里,開始充斥著對頂尖富豪的財富崇拜,和消費主義對年輕人的血洗,普通個體只能沉默地跟隨著旋渦;

大眾傳媒構建的世界里,主流文藝作品和綜藝節目又總是美化了鄉村發展的現狀、淡化了都市職場的矛盾,隱藏了留守兒童、貧困老人、社畜心酸、底層打工者等並不能激發人們愉悅情緒的齟齬。

網絡為我們帶來了能一眼看到別人生活的扁平化世界,但這恰恰讓超出了想像的殘酷展現在習慣了這一切的年輕人眼前時,看上去像個聳人聽聞的虛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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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某種輿論對貧窮和貧窮之人愈發苛刻的趨勢,實際上又彰顯了人們明明是對貧窮「太有概念」——

明明很懂,在當下的生活中如果被經濟條件拖累,會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比如在棄嬰新聞中,有人譴責這對夫妻「窮就不該生」的立場看起來更現實。

他們指出,在當前的社會下如果沒有充足的經濟條件,生兒育女成了件整個家庭都落不到好的事情。

從什麼時候起,“窮人”不配在中國互聯網得到同情瞭?

當一些人站在高處、對他人貧窮的現狀指指點點,他們其實恰恰很懂人不能沒錢,對它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抗拒。

但這為什麼沒有轉化成對他人遭遇最基本的體恤,反而助人站上了撕咬的高地?

或許是因為,在「貧窮」這個標籤早已潛移默化地被和一個人的無能掛上了鉤。

關於如何看待他人的貧窮,這些年的輿論場中始終存在一種趨勢,且愈演愈烈:

導致一個人貧窮的客觀條件,遠遠不敵ta主觀上放任自己窮的可怕。

從大V一刀切斷言「大涼山有些人窮就是因為自己永遠扶不上牆」,到大眾開始接受並擴散「窮就是因為自己懶」、「有手有腳的人怎麼可能養不活自己」等以偏概全的思維,再配上曾經甚囂塵上、徹底將所有弱者污名化的「你弱你有理」邏輯……

一個完美無缺的閉環形成了。

從什麼時候起,“窮人”不配在中國互聯網得到同情瞭?

在這個閉環的邏輯里,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包裝成了一種更精致的面貌。

越來越少人還在張牙舞爪地說,「沒能力的、賺不到錢的、生存不下去的人就活該被淘汰」。

越來越多的人樂於「教」一個生活狀況不佳的人學會從自己身上找到原因,並接受它、適應它,然後活好一個「窮人」該有的本分。

從前,你可能聽過長輩們的老話,說「富有富的活法,窮有窮的活法」。

但如今,「窮的活法」好像已經失去了鼓勵平凡人在生活中尋找積極意義的涵義,變成了經濟上暫時安全的人用來肆意敲打更弱勢之人的金科玉律。

或許這是一種能治癒不安全感、用來說服自己「我不像他們、我不會窮」的虛張聲勢吧。但是,誰又能敢拍著胸脯打包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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