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警察:因「謠言」被捕的八人情節輕微無處罰;中國最高法院出面談「謠言與社會秩序」

2020年1月28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表了對謠言的看法,其中特別提及「武漢八人」。

1月29日,武漢警方通過微博澄清,那八人並未被罰款,也沒有被拘留。

通報稱,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部門發布關於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

隨後,多名網民舉報有人在網上傳發不實信息。

為查明情況,公安機關先後對8名行為人進行了調查、核實。

根據調查情況,8人分別傳發了「X醫院已有多例SARS確診病例」「確診了7例SARS」「Y醫院接收了一家三口從某洲回來的,然後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經核實的信息。

武漢警方通報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因上述8人情節特別輕微,當時,公安機關分別進行了教育、批評,均未給予警告、罰款、拘留的處罰。

本文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最高法院旗下)

作者:唐興華

新型肺炎出現以來,圍繞這一問題的謠言,一度甚囂塵上。

為什麼會發生謠言?如何治理謠言?應該打擊什麼樣的謠言?

這是我們在打贏抗擊新型肺炎的人民戰爭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人民法院作為國家審判機關,不可能沖在治理謠言的第一線,但是我們有責任向全社會表達自己對解決謠言問題的法律思考。

一、謠言的概念以及謠言是如何產生的?

「謠言」是生活用語,法律上對謠言表述為「虛假信息」。

在有關新型肺炎的問題上,編造、散布,或組織、指使他人散布虛假信息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屬法律嚴格禁止的對象。

虛假信息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在一線實施社會治理的有關機關和個人,對此應有深刻的認識,這是更好履行執法責任的前提。筆者認為,謠言之所以產生,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虛假信息起源於個體認知能力的局限。

不同個體基於認知水平的差異,對同一事物,完全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虛假信息,我們應該理解法律對個體的適度寬容態度。

比如,在武漢市公安機關處罰的8名發布「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機械地理解適用法律,我們的確可以認定,鑒於新型肺炎不是SARS,說武漢出現了SARS,屬於編造不實信息。

且該信息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符合法律規定的編造並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給予其訓誡或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處罰,都有其正當性。

但是,事實證明,儘管新型肺炎並不是SARS,但是信息發布者發布的內容,並非完全捏造。

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且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這對我們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所以,執法機關面對虛假信息,應充分考慮信息發布者、傳播者在主觀上的惡性程度,及其對事物的認知能力。

只要信息基本屬實,發布者、傳播者主觀上並無惡意,行為客觀上並未造成嚴重的危害,我們對這樣的「虛假信息」理應保持寬容態度。

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信息都進行法律打擊,既無法律上的必要,更無制度上的可能。

甚至會讓我們對謠言的打擊走向法律正義價值的反面,成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為削弱黨的群眾基礎的惡性事件,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攻擊我們的無端藉口。

2、虛假信息起源於信息公開的不及時、不透明。

謠言止於公開。

群眾基於對自身安全的焦慮,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存在一定程度的慌亂,是人之常情,應予理解。

如果在這種時刻,有關信息及時、全面地公開,群眾的疑慮自然會削減。

但是,如果信息公開不及時、不透明,群眾基於其社會交往圈與自己的生活經驗,往往容易聽信並傳播各種謠言。

所以,解決謠言問題,依法處理是治標,信息公開是治本。

我們做好了信息公開工作,群眾就會將公開的信息和自己獲知的謠言相對比,久而久之,當群眾發現政府公開的信息永遠正確時,謠言就自然失去了群眾基礎。

反之,如果謠言一次次被現實證實,那麽群眾在突發事件面前,會自然地選擇相信謠言。

從這個意義上講,各級官員決不能僅把信息公開認為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是要站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視角考慮問題。

經此一役,我們要從中吸取深刻教訓。

遇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我們要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

我們寧可把問題想得更嚴重一些,寧可把對群眾的警示講得更嚴肅一些,寧可把局勢形容得相對嚴峻一些,以此激發起群眾對公共衛生事件的高度重視,並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打贏類似特殊戰爭。

3、虛假信息起源於特殊的自媒體環境。

我們今天面對的媒體環境與「非典」時期有根本差異。

「非典」時期,尚不存在自媒體的概念,信息渠道只有官方媒體一種。

彼時,論壇、博客、手機簡訊等非傳統傳播方式雖然存在,但造成的影響極其有限,尚不足以作為信息傳遞的主要通道。

如今,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隨著商業媒體的發展以及微博、微信等一系列社交媒體的出現,人們的信息來源異常多元,個體的聲音可以經由互聯網而無限放大。

身處在疫區的個體,可以通過語音、短視頻等方式與社會公眾進行更加直觀、更加真切的交流,打破了官方媒體對信息傳播的主導權。

顯而易見,在海量的信息中,任何試圖掩蓋真相的嘗試都只是徒勞,傳統的信息管控措施也很難再有效實施。

一方面,這是中國社會愈加成熟、愈加自由、愈加開放的標誌。

另一方面,這種自由也給虛假信息的傳播提供了媒體土壤。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自媒體環境中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而這種復雜局面,也是當今國家治理進程中,我們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二、什麼樣的謠言必須嚴厲打擊?

不是所有的不實信息都要進行法律打擊,但是在決戰新型肺炎的特殊時刻,有些謠言必須嚴厲打擊。

從目前各地公安機關查處的有關案件看,以下幾類信息應屬於嚴厲打擊的對象,可以進行行政處罰,造成嚴重後果的,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的規定,以尋釁滋事罪予以刑事處罰。

1、謠言涉及疫情狀況,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比如,某地沒有疫情而編造該地有疫情出現的信息,從而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但是執法機關在查處類似案件時,應全面審查其主觀惡意與行為在客觀上造成的影響。

如果其主觀上並無重大惡意,謠言也僅在較小範圍內傳播,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後果比較有限。

考慮到該類謠言在客觀上對一定範圍群體自我保護意識的提高有一定積極影響,且澄清該類事實較為容易,故對這類謠言的編造者、傳播者,應以批評教育為主,以行政處罰為輔,刑事處罰在非極端情況不予考慮。

2、謠言涉及汙蔑國家對疫情管控不力等信息,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在國際社會廣受認可和贊譽,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公民對國家更好地開展疫情管控工作可以通過正當途徑提出自己的意見,有關專業人員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議甚至是善意的批評。

但是肆意編造國家對疫情管控不力等信息、明知是是虛假信息還進行傳播的,主觀惡性極大,客觀上容易引發嚴重的社會秩序混亂,依法應予嚴肅處理,必要時應予刑事追訴。

3、謠言涉及捏造醫療機構對疫情處置失控、治療無效等信息,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民眾對疾病治療有重大關切,對醫護人員在一線面臨的防護措施出現短缺的現象有關切,對醫療機構治療新型肺炎的能力有關切,這些情緒也可以理解。

這些正當訴求,民眾可以通過正當途徑進行表達,有關專家學者或者專業人員對上述問題開展正當學術批評,亦屬言論自由範疇,依法應受法律保護。

但是,鑒於疫情防控已經升級為國家行動,有關疫情的處置與疾病的治療信息應絕對以國家的權威信息渠道為準。

任何編造上述不實信息並傳播的行為,都極易造成社會公眾的巨大恐慌,主觀惡性較深、社會危害巨大,應依法堅決予以打擊。

4、其他容易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謠言。

鑒於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新類型謠言層出不窮,審查不同情形的行為,應結合其主觀惡性與客觀影響等情形綜合判斷。

諸如一些「鼻子抹香油可以預防新型肺炎」「鹽水漱口防肺炎」「喝酒吸煙防肺炎」等謠言,鑒於該類謠言的社會危害性較低,且不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應以正確引導、科學普及為主,不宜進行法律懲戒。

但是其他一些肆意捏造事實的行為,諸如誇大疾病死亡人數、誇大疾病死亡率、捏造負面的所謂醫生「自述」等行為,鑒於其主觀上並無任何善意可言,且極易造成社會公眾嚴重恐慌,依法應予嚴懲。

三、結語

與謠言的鬥爭,本質是一個如何爭取群眾的問題。

今天的中國,基於其開放和自由,我們對一些不實信息並不進行管制。

澄清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認識,一方面靠國家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寄希望於廣大人民群眾自身。

但是病毒當前,國家面對重大考驗。

在這個時候,對不懷好意地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應給予其堅決、有力打擊,這是國家政法機關的應盡之責。

社會各界、有關人員,在這個問題上,應有更加清醒的認識,絕不能有絲毫僥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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