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北京好奇心日報
記者：林綺晴、孫今涇
22 歲的義大利姑娘 Irene 住在倫敦，每年花在學漢語上的錢至少有一萬歐元。
她的主要開銷在夏天，從坐上倫敦到上海的飛機開始，參加完每天四小時、一周五天、連續六周的密集課程結束。
如果考慮到這所語言培訓學校的服務，從打開網頁的那一刻就開始了，Irene 覺得這筆開銷還算值得。
她在網上提交課程申請郵件沒多久，一位項目經理（同時也是課程銷售員）就開始幫忙申請簽證、安排住宿。出發前，Irene 還收到了一封指導如何安裝微信、VPN 的郵件，如果需要，她能拿到有折扣的景點門票。
她還被告知，會有人在機場等她，帶她到派出所註冊、買電話卡、認路到宿舍和學校——「幫她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活下來」。
有了這些保證，Irene 保護欲很強的母親才放心讓她獨自一人出遠門。那可是中國，對歐洲人來說，是「世界的另一半」，來這裡近乎一場冒險。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但 Irene 相信，當她回到歐洲，雇主們都會被她特殊的語言技能和在異國生活的魄力打動。只要她手上「握有足夠多的牌」，她很快就會把公司裡四五十歲沉悶平穩、只說一口英語的中年人甩在身後。
三年前，當這個大一政治系學生第一次被帶到了上海五原路 76 弄的路口時，她更加確信了這一點。在學校的名牌「胡同學校」旁，一行字和 Irene 心裡想得一樣：Think Ahead, Learn Mandarin（學漢語，有遠見）。
上海沒有胡同，「胡同學校」藏在「法租界」的一棟兩層洋房裡。
這裡是「法租界」租金最貴的區域之一，經過十幾戶飄揚著晾曬衣服的民居，整個中國看起來又時髦又有趣。
Irene 很快就會在這裡丟掉在倫敦學到的過時的詞匯，比方說「對象」——在上海，沒有年輕人會這樣稱呼自己的男馬子了。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大磁鐵
胡同學校的創始人之一 Jan Wostyn 是更早的一位冒險者。人們一度認為，他很有遠見。
2005 年，這位比利時人連同法國人 Jeremie Rossignol、三個德國人和一個中國人拿著一萬歐元創辦了胡同學校。
這距離他第一次來中國過去了四年，2001 年，Jan 在比利時獲得了經濟學的碩士學位，拿著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來武漢學習中文。
一年之後，他回了趟比利時，拿到了一個中國研究的本科學位。在廈門又學了一年中文後，他開始在北京的一家翻譯公司做實習。
這一次，25 歲的 Jane Wostyn 打算長待下去，「在中國超過三個月的外國人，就會有些著迷。」 Jan Wostyn 說，和平靜的歐洲不同，這裡充滿活力。
這些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學習語言的地方，名字裡帶有 mandarin 和 panda 的培訓機構隨處可見。
這不是一門複雜的生意，只要註冊一家小公司，租個地方，再找幾位漢語老師，生意就可以運轉下去。
Jan Wostyn 和 Jeremie Rossignol 的做法看來有些不同。
他們選擇了外國人眼中北京文化的象徵為學校名稱——「胡同學校」，盡管學校最開始的選址——北京安定門附近的土兒胡同完全被寫字樓包圍，幾乎看不出胡同的樣子。
2012 年，他們在上海分設了校區。 因為大多數的學習者都二十出頭，可能去過其他歐洲國家或者美國，但沒去過中國這麼遠的。
Jan 和他的合夥人們同時提供「全包」的服務，安排包括住宿、語言課、實習在內的所有事，7 天 24 小時地提供服務，目前在上海和北京共有四位項目經理全職做這些事，相比起來，漢語教師倒是和大部分的機構一樣，是兼職的。
包括 Irene 在內，學生們「都愛」項目經理，他們可以在 20 分鐘內解決 Irene 家的燃氣問題；而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是幫助學生交上朋友，並確保他們「沒有一天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有時候是組織去外灘、長城，有時候帶他們去學搓麻將、太極拳，有時去酒吧。
為了防止學生喝得酩酊大醉，失去方向，他們還在學生的手機裡錄了一段提醒住址的語言，以備出租者司機不時之需。
「學生把它當做一個體驗，而不只是一個學校。」胡同學校北京校區的一位語言教師 Laura 說，這裡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因為「老師教得好，這是基本的，還有其他。」
她的一位 16 歲的美國男生，才來了一個多月，就交到了 20 多個朋友，他打算周末跟剛認識的外國朋友去西安。
Laura 去年從另一家工作了 8 年的語言學校，跳槽來胡同學校。
對比了鮮有行銷、已經倒閉的老東家，她認為胡同學校的「經營理念特別專業」。
這首先可以從校區的選址上看出來。北京的新校區在 2010 年搬到了三里屯的一棟寫字樓裡，Laura 聽說，這棟樓裡工作的人都在胡同學校學過漢語，因為這裡全是歐洲企業的辦公室。
創始團隊的商業頭腦還在 LinkedIn 上收到過前《紐約客》駐華記者歐逸文的認可。
在創立胡同學校初期， Jeremie Rossignol 同時也在做翻修改造四合院的生意。
歐逸文評價說：「他發起了一個世界一流的物業管理生意……我對他的誠懇、精確和徹底印象深刻，並把他推薦給了很多其他人。」
在語言生意上，Jan 和 Jeremie 同樣了解背書的重要性。
2009 年，他們推舉唯一的中國合夥人為法人代表，申請了教育部頒發的辦學資質，並打出了「第一個被中國教育部認可，由歐洲團隊管理的漢語學校」的標語。
根據相關法規，外國創業者無法獲取辦學資質。這個招牌很可能是說服外國人來中國呆上幾周的原因之一，它至今還被擺在網站醒目的位置。
從 2010 年開始，創業者們更加嚴肅地對待這門生意。
Jan 和 Jeremie 決心在這門生意裡投入更多，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為了輕鬆自在，可以穿短褲、拖鞋上班。
「2008 年有奧運會、2010 年有世博會，中國是個大磁鐵。」
當時剛滿 30 歲的 Jan 確信這一點，他清楚地看到在中國這門生意長期發展的趨勢，學生的數目會迅速上升，很有可能，中國會緊接著放開辦學和簽證條件，甚至設想可能會有一個月免簽證的旅遊 visa，這些都會幫助吸引從世界各地來到中國的語言學生。
2010 年，他們在北京最貴的商圈之一三里屯租下了幾間教室，開發了第二個校區。
干擾
這所在 Facebook、LinkedIn、Twitter、Instagram、google+ 、微信上都註冊有帳號的學校比 Jan 想像中發展得慢得多。
「大磁鐵」的判斷並沒有什麼差錯，Jan 印象中他身邊的外國人是他來時的 10 倍還要多，但不少在 Jan 意料之外的東西干擾了磁場。
根據胡同學校官方提供的數據，過去 11 年，共有 3000 位外國學生在這裡修讀語言課程。即便剔除掉不成氣候的頭幾年，這個數字也仍然不算是大規模。
「我們花了 11 年時間，做成這樣，覺得與投入的時間精力相比，收獲太少了。」兩周前在上海的一間酒裡見到 Jan 時，他不像 Laura 描述的那麼自信，盡管他強調不後悔做這件事，畢竟「遇到了很好的同事、老師和學生」，但看得出，他「專業的經營理念」也有些動搖。
「也許五年前我應該開個餐廳什麼的，讓大家多吃一點而不是多學一點——不過我也從來不是一個好廚子。」 Jan 說，那時候他辭掉了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的工作，回到中國。
規模不大可能和胡同學校的課程價格有關，它並不覆蓋大眾的漢語培訓市場。
跟現在不同，胡同學校初期的學費要便宜不少。十年前，實習項目每個月定價 480 歐元（當時折算約為 4800 人民幣）。直到 2009 年，學校最受歡迎的課程「普通中文課」，課程分口語課和漢字課，每次課 2 個小時，學費只要 50 元。
但這之後，胡同學校打算把目標客群定得更高端些。
2012 年開設的上海校區更像一家咖啡館，在公共休息室裡，學生可以自取印著胡同學校 logo 的馬克杯喝茶，翻雜誌和電影 DVD，或者上三層的天台參加活動。
除了二樓的開放式辦公區，學校一共有 10 個教室，教室不大，IKEA風格的長桌旁只容得下七八個學生圍坐。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胡同學校上海校區
因為小班教學，兩周不包括住宿的漢語課程，價格為 812 美金（約 5200 人民幣），即 130 元/小時，每周 20 小時。相比之下，在五道口聚集了大量留學生的「地球村學校」，課程約 40 元/小時，選擇 10 人以上的班，只要 12 元/小時。
但這些價格對初來乍到的外國人來說，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敏感——他們仍然習慣按照國外的消費標準來計算。
Irene 說，一次一萬歐元的價格，仍然比在國外學習漢語要便宜。
在倫敦，這類的漢語課程每小時需要 40 磅。這還沒有算上一個多月的生活費。倫敦的房租更貴，而在食物上，上海每天的花費可能只有在倫敦的五分之一。
但金融危機帶來了更多來中國碰碰運氣的外國人，最終也影響了外國人在中國的消費力。
過去，胡同學校的一大部分客戶來自外企以協議價為員工購買的語言課程，但現在合作的這些大公司因為經濟不景氣紛紛砍掉預算， 在員工的語言培訓上沒有那麼慷慨了。
以前可能給學生 100 個學時，現在只有 50 個小時。以前願意 200 多 300 一小時，現在可能願意付 150 塊。
而那些打算在履歷上添一筆的學生，也開始考慮去印度，那裡更便宜，而且沒有霧霾。Laura 老師聽說，去年四五月份北京校區學生的數量，可能只有往年的一半。
Jan 確認了這個略顯慘淡的局面。最近兩三年，胡同學校的學生人數沒有增長，「卡住了，可能還有一點點下降」。
在吸引新學生這件事上，Jan 現在最頭疼的是「政府並沒有如我們所願打開市場，甚至這幾年外國人想在中國‘靈活’呆一段時間都更難了」。
國家旅遊局的一項統計數據可以支持 Jan 的看法，從 2006 年到 2015 年，包括旅遊、工作、探親在內的入境外國遊客數量：2007、2008 年到達頂峰，2009 年後回落，2011 年以後人數基本保持穩定、略有下降。
冒險
語言這門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國家的開放程度，和人們對這裡未來的信心。
▲胡同學校學生參加集體活動
胡同學校的生意最初是以實習項目起家的。
Jan 和 Jeremie 不約而同地發現，國外實習生打算來中國增長見識、中國公司又喜歡新鮮面孔，他們開始幫助這些學生申請 F 種類的簽證，實習生可以在國內呆六個月，並接受胡同學校提供的語言培訓。
但 2013 年 9 月，相關的簽證規定作了改動，此前外國人能夠以 F 簽證來中國訪問、考察、講學、經商、進行科技文化交流和進修、實習等不超過六個月，後來實習一項被取消，外國人以實習生身份申請來華簽證的這種做法行不通了。
大部分語言培訓機構，都採取了打擦邊球的辦法。
他們尋找官方的院校合作，這些院校通常有為外國學生提供簽證申請證明的邀請函，培訓機構需要向院校支付一定的費用，為潛在的學生購買邀請函。而包括 IN TO CHINA 在內一些主營實習項目的機構，則因為簽證問題直接關閉了。
Jan 稱，胡同學校大約有 20%-30% 的潛在學生在簽證申請上遇到了麻煩，他們打電話向項目經理求助，發現過去朋友口中八面玲瓏的項目經理也不是萬能的。Jan 認為，一些學生面對繁瑣的手續直接打消了來中國待上幾個禮拜的念頭，而另一些則開始懷疑胡同學校是一家不靠譜的培訓機構。
如果真的要說起來，胡同學校在辦學資質上確實不夠清白。
自從 2009 年 Jan、 Jeremie 和創始團隊裡的中國合夥人因為利益糾紛分道揚鑣，這個純外籍的管理層就徹底失去了合法的辦學資質，他們同時搬離了胡同，把原址留給了中國合夥人。不過，出於某種原因，胡同學校在 2010 年建的網站上至今仍然保留了那個看起來獨一無二的招牌。
學生也加入了這場和簽證、辦學資質有關的冒險中。Irene 沒有親歷過一些危險時刻，但她轉述去年一位參與實習項目的舍友見聞說，因為有警察上門來檢查，有一回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從辦公室逃走，在家裡待了一整天，保證警察不會發現他們。但這並沒有打消 Irene 今年繼續來胡同學校學中文的念頭。
應該如何理解 Jan 一直沒有對這件「危險的事」喊停？
Jan 解釋說，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始終相信「中國會緊接著放開辦學和簽證條件」，「甚至可能會有一個月免簽證的旅遊 visa」上。
這個賭注的危險程度，遠遠超過了這幾個年輕人在北京上海最貴的地段租下幾百平米，好遊刃有餘地展開生意。
在 Laura 看來，Jan 和 Jeremie 的團隊依然擁有長遠的規劃和成熟的經營理念。他們剛剛為零起點的學生製作了一本教材，還專門請人做了插畫，「投資感覺挺高的」。
Jan 和 Jeremie 確實還在不同的場合聲稱，他們打算把胡同學校變成一個學中文的全球學校。
人們學習漢語的熱情還沒有很快消失。據華爾街日報 2012 年的一份報導，一些為孩子未來精打細算的美國家長們，甚至選擇移居中國或者新加坡等操持漢語的國家。
根據國家漢辦提供的數據，截至 2015 年 9 月，境外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 1 億，2009 年這一可能數字還只有 4000 萬人。
從 2014 年開始，胡同學校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米蘭、雪梨或者開設了分校，或者和當地教學模式相近的學校合作，並打上「胡同學校」的招牌。下一個海外分校會在紐約，一個同事正準備搬去那裡。
不過，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方法在催生它的地方行不通了。
Jan 和 Jeremie 都在慎重考慮他們是否要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Jan 表示，在中國做生意，「我們做危險的事」，不安全和不確定性一開始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走了 11 年，看不到希望的感覺讓他非常苦惱。
Jan 今年 36 歲，有了孩子。15 年前他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充滿了興趣，但現在，他認為自己需要仔細考慮以後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