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共識網的文章，作者名：顧土。
新的族群矛盾，躲也躲不開
前些天，一則關於研究戶籍外遷政策、鼓勵去河北養老以及某位大學教授相關解讀的消息，引發了「老北京」的激烈反彈。
盡管後來媒體出面聲明這是誤讀，而教授也聲稱沒有那樣的意思，但影響已經傳播開來，說什麼似乎都無濟於事。
「老北京」為什麼憤怒？
或許有很多人並沒有感受到老北京的憤怒，因為在我接觸的微信群裡，只要屬於大學同學、單位同事的，幾乎都無任何反應，因為大學同學和單位同事來自五湖四海，而中學同學群、插隊同學群，卻無不大張旗鼓地討伐，因為這樣的群裡基本都是生長在胡同的老北京。
在微信裡傳播最廣的是一篇《想把姆們轟出北京，奶奶》，文中用盡了老北京最熟悉的歇後語，將那位大學教授罵了個一溜夠。數十萬的點擊量、數萬人的點讚，再加一個接一個的跟帖，大致道出了北京人積蓄已久的牢騷。
有的指斥外地人、農民工沒教養，擾亂了北京的秩序；有的說北京的擁堵、霧霾都是外地人太多造成的；有的乾脆直接追溯到歷史，說北京從前只是文化古都、政治中心，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成了工業中心，建了一堆工廠，將北京攪得烏煙瘴氣。
還有一篇文章叫《是北京的瓷器就轉起》，其中歷數老北京如何有教養、如何講禮數。
所有的文字，幾乎最後都呼籲，老北京團結起來，捍衛北京人的權利。
類似的微信，其實今年以來已經多次被瘋轉。一篇《奉勸在北京的外地人，這裡是北京》，其小標題是這樣說的：
「請別再提把北京老人趕出故鄉」
「您既然來北京生活，就請別當著北京人的面兒罵北京不好」
「別總是說北京人歧視、排擠外地人」。
還有一篇《北京人難以「包容「的十大理由》，其列舉的理由更為詳盡：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會交通環境很差」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會治安環境很差」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會衛生環境很差」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會資源嚴重緊張」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的社會就業的壓力和混亂競爭」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醫療的混亂和看病難」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人的居住環境發生變遷」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人的禮數和規矩的淡化」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人的語言和京腔的退化」
「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造成北京地域文化的流失」。
這十大理由，可謂發泄得淋漓盡致！
近年來，隨著社會發展，北京環境質量下降，霧霾頻發，北京人只能在霧霾中跳廣場舞，如圖
「老北京」處於弱勢由來已久
什麼叫「老北京」呢？我想，兩代以上居住在北京的就不妨歸入這個行列，而一代則比較難。
我是北京生北京長，但父母來自南方。我成長在一所學校大院，老北京的習慣一概沒有，連北京小吃都不大喜歡，所以，從小讀書時，胡同裡的同學都將我歸為外地人。所謂的大院，正是1949年定都北京以後北京城的一種特殊景象。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大批外地人被調進北京，進入黨政軍機關、研究單位、各種企業和大專院校。這些地方無不建起了高高的圍牆，在圍牆裡，既有辦公之所又有居住的宿舍，還有自己的澡堂、食堂、商店、鍋爐房、理髮店、幼兒園、小學甚至中學，擁有自己通行的貨幣：飯票、水票、澡票，從總務到保衛。可謂應有盡有，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大院，與胡同裡老北京的生活基本隔絕。
自我記事起就發現，在大學裡，教師隊伍沒有北京人；在黨政軍機關，大小幹部中沒有北京人；在廠礦，工程師、技術員裡也沒有北京人；在研究機構，專業研究人員依然沒有北京人，只有食堂、司機班、總務科裡才是北京人為主。
當然，「老北京」也不能說沒有文化名流，比如老舍，可畢竟寥若晨星。北京人藝那些一口京腔京韻的藝術家，其實也沒有幾個是北京人，於是之就生在唐山，原籍天津。
那時的大小主管一概由老革命擔任，大概是因為北京人裡缺少老革命的緣故吧，不僅中央主管沒有，北京市主管也沒有，我所在的東城區，甚至東城區教育局的主管都來自外地，我所在的中學、小學主管也不是北京人，只有文革初期造反，有幾位底層的北京人短時期內掌握了主管權，但很快又被隔離審查了，新上任的主管仍舊不是北京人。
我所在的中小學，教師有一半是北京人，但多數還是年輕教師，有的就是中學畢業教中學，不算教學骨幹。只有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起，「老北京」的下一代開始讀大學，北京的區縣、局委辦各級主管也開始逐步由北京人擔任，不過，最初還是由郊區縣上來的人居多。
那時的北京，上海人非常多，在廠礦裡只要是技術員、工程師，好像都是上海口音；在學校、研究機構裡，上海口音很普遍，即使不是上海人，也在上海接受的高等教育。四周的叔叔阿姨們，廣東口音、福建口音的也不少。
可如今，在北京，上海人、廣東人、福建人基本不再來了，連江浙人都漸漸減少，北方各地已經成為外地人的主流，其次才是來自四川、貴州、江西、安徽等地。
在那個時代，北京人屈居弱勢，主要是「老北京」在文化和革命資歷上的缺陷造成的，所以應該視為政治、科技、文化上的弱勢。
但是，無論老北京如何不占優勢，北京城裡普通百姓的生活還是以他們為主，胡同裡大多是他們的天下。我的中學同班同學裡，除了我們這個大院的10來個同學，再加民航局大院裡的幾位子弟外，其他多數算是老北京的後代，起碼住了兩代以上。
「在研究機構，專業研究人員依然沒有北京人，只有食堂、司機班、總務科裡才是北京人為主。」
北京不再是「老北京」的地盤
「老北京」被淹沒在外地人之中，北京的生活不再是「老北京」的生活，應該說，是改革開放和進入市場經濟以後的事情。
人民公社被取消，耕地紛紛承包，外出也不再持介紹信和糧票了，所以，農民可以離開土地；雖說還有戶籍，但外地人口終於可以自由遷徙，票證制度已經退隱，每逢年節開大會，北京也不會再驅逐外地來京人員，進京更不必再開什麼省級以上介紹信了，尤其是北京有了大量空置的商品房屋可供出租和買賣，讓外地人在京居住有了落腳點。而且，即便沒有北京戶籍，什麼人都照樣可以在北京做生意、打工，甚至炒股、當北漂，閒呆著，這在30多年前是絕無可能的。
所謂「老北京」，還不是指過去居住在郊區縣的那些農民。
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出了北京城的各門，比如朝陽門、東直門、西直門，也就是當今的二環，大多是莊稼地和菜地，至於平谷、延慶、昌平那些縣，連說話都和北京人有著不小的距離，反倒更像是河北人。如果將這些人刨除在外，那「老北京」更少了。
現在如果想尋覓老北京，可能反過來要去從前的郊區縣了。有的拆遷後，被安排到通州，也就是從前的通縣；有的將老房子騰給子女，自己退休後遷往五環、六環外養老；還有的把城裡的房子出租，自己則跑到接近河北的地方居住，那裡房子相對便宜，生活費用也低。
如今的北京，北京小吃已是弱勢，京腔京韻已成稀罕，大街小巷的商店老板和服務生早就來自天南地北了。大概只有公交上的司機、售票員，計程車上開車的師傅，有的還可以看出、聽出是「老北京」的架式。
不過，「老北京」不善長服務業，也是外地人的切身感受，他們總覺得北京人幹什麼都像是在管別人，其中尤以40多歲以上的大爺大嬸最明顯，被人稱為「大爺管理、大嬸服務」。只要去北京地鐵站看看那些志願服務者就可以看出當年「老北京」的風采，他們基本不是服務，而是吆喝，似乎自己終於有了一點吆喝別人的權力。
今天的「老北京」，確實已經不再是北京生活的主體，在北京居民裡，他們日益成為少數，但越是少數，就越是有怨氣，只是這種怨氣難得聚在一起，現在，正好有這麼一種被誤讀的建議冒了出來，於是，自然就有了出氣口。
老北京人越來越少，外來人口卻不斷增加
族群矛盾早已是世界現象
「老北京」的聲音與日漸龐大的北京新移民相比，根本不成氣候，真的要叫起板來，也無優勢可言，但類似的矛盾，並非北京的特產。
上海、廣州，如果面積擴大一些，還有長三角、珠三角，外來人口與本地人的矛盾難道就不突出嗎，但與北京不同的是，當地人恰恰占優勢。
廣州當地人曾不斷在微信裡傳播對日益增加的非洲裔人口的強烈不滿，其內容與幾十年來所謂革命外交路線的主流話語截然相反。不久前，一對在上海工作的新婚夫婦赴日旅遊時大打出手，結果，無數的上海人就揭發他們「一個是安徽阜陽人，一個是江西上饒人」，意思就是說，這絕非上海人的所為。
外來人口與本地人的矛盾，是個世界現象。
在歐美國家極其普遍，而且歷史悠久，嚴重的可能會發生暴力事件甚至大規模的武力衝突。一些極右翼團體的勢力不斷上升，往往都是這種矛盾的產物，法西斯主義也與這種矛盾相關聯。而在東南亞，當地華人屢遭迫害，也是這種矛盾的嚴重後果。
這種矛盾有的是國與國之間的移民所致，有的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移民所致，也有的就是地區之間的移民結果。貧窮、落後的一方，向富裕、發達的一方遷徙，會出現這種矛盾，反之，也有可能。無論是經濟水平、就業狀況，還是生活習慣、文化方式等，都可能產生族群對立，想躲也躲不開。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不過30多年，允許自由遷徙也沒多久，所以，外來人口與本地人的矛盾還沒有發展到極端，但這種矛盾的日趨尖銳，也是早晚的事情，必須及早做好心理準備和政策防範措施。
前些日子我在台灣生活，看到當地官方和民間都在運用各種方式化解這類矛盾。
當台灣與菲律賓發生衝突時，馬英九曾發表講話，提醒台灣人民不要將情緒轉向在台灣務工的菲律賓人身上。中秋節前夕，一天下午我途經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看見裡面的音樂台下正在集會，與會的男女既不像台灣人，也不像大陸人，駐足一聽，原來都是越南人。
台上則是台北副市長、政府相關部門的首長、勞工保護等社會團體的負責人在相繼講話，還有藝術家的演出，主題就是向在台北務工的越南人致以中秋的問候。一聽發言才知，在台灣務工的越南人已有30多萬，和大陸新娘的人數差不多。
最後，我想說，在這個自由往來的社會裡，在這個移民與日俱增的社會中，不正視族群矛盾是愚蠢的，沒有妥善處理矛盾衝突的相關政策、措施和預案，也是會自食惡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