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漂作家決定回到縣城

本文來源:真實故事計劃

微信id:zhenshigushi1

作者:歐陽詩蕾

32歲之際,遠子辭去北京的工作,離開熟悉的文學圈子,回到家鄉湖北紅安的縣城和農村生活,在年租金1800元的廉租房里繼續寫作。

這是一種在時代潮流面前的妥協退守,還是體現了更艱難的勇氣、更深的信念?

華中腹地,日光紅潤,湖北紅安縣居民王基勝剛從村里搬到縣城、又回村探望了。

冬日黃壤土曬得熱騰騰,午飯後,人眼一瞇,雞犬啄食,喜鵲一一飛落。

他爸一說基勝今年把西瓜種垮了,他就回「我跟我媽一起種的」。

入冬時,他從紅安坐高鐵到武漢、再到北京,穿上四五萬的西裝,所有人叫他遠子。

他是以新書《白日漫遊》入圍今年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短名單的作家。

這屆文學獎非常熱鬧,有人說入選者中最可憐是遠子,剛回湖北安定下來,又穿上西服來北京,立馬又顆粒無收地回去了。

其實,他多了支五萬塊錢的鋼筆。

到了鎮上,王基勝他爸騎摩托接他回村。

「我就說沒得獎,因為你沒有關係。」

「……」

「得獎的哪里人?」

「上海的。」

「你一個紅安的!你怎麼幹?人家上海的。」

年末回首,兩件大事。

對王基勝來說,32歲這年他有了女兒。

在外界看來,遠子出版了第三本小說並入圍備受關注的文學獎。

在這之前,他在北京寫作、工作待了十年,去年年底,他回到湖北老家紅安縣村里。

今年大部分時間,他都悶在村里的樓上翻譯和寫作。

有時一下樓,就發現媽又被來村里的騙子給騙了。

有時散步回來,看到他爸正戴老花鏡讀他新書,想到書里寫回老家的年輕作家「甚至希望父母早點死去,這樣他才能完整地松一口氣」的類似內容,心里一沉。

一個北漂作傢決定回到縣城

▲圖 | 遠子

十五年前,王基勝帶著逃離土地的激情去蘇州大學讀哲學本科,文學、孤獨和形而上的痛苦是他傾訴的原動力。

畢業後他去往北京,找尋海明威筆下「流動的盛宴」的東方根據地。

他發過傳單、做過新洗髮水試用,在商場書店當了兩年店員,在豆瓣閱讀做過六年編輯,生活被他成篇裁碎、塞進小說。

因為寫作,他成為遠子,出書,成為分類閱讀中的「北漂傷痕文學代表作家」,時間像漁網一樣在北京行政圖上撒開王基勝的「遠子十年」。

一年前,繩索一拽,世界縮回紅安縣。

這次回村路上,王基勝和妻子瓶子輪流抱著新生的女兒,有一搭沒一搭聊著北京幾家書店拿作家肖像做周邊合不合法的問題。

鄰里親疏、醃菜釀酒,瓶子熟稔,離京前她在北京庫佈里克書店做採購。

剛回紅安時她想找工作,一問書店,店員月薪1500,作罷。

北京,文學沙龍還是一場接著一場。

怎麼非得回村里呢?

在北京時,夫婦倆月入三萬多,來往朋友也都搞創作,生活其實不錯。

有作家在沙龍上開玩笑,講到小鎮的文學青年都應該到北京來,不來不行,「除了遠子,遠子回湖北了。」

「我覺得我和這里有距離,和北京也有距離。我現在都還在接受我回來的這件事啊!」回村前一天,遠子開電動車載我在縣里狂奔穿過大橋時吼道。

晚六點,縣里路上陸陸續續空了,街邊有人開音響唱《紅塵情歌》。

他與妻女從村里搬到了縣城南郊一間廉租房住,屋里放滿了卡夫卡、赫拉巴爾,還有唱片和電影碟片。

他偶爾也燃起對大城市的鄉愁,北京十年里滲進他身體的嘈雜、外賣、地鐵沒了,而他長大的鄉村和縣城也早已在他離鄉十多年後大翻新。

在哪兒,他都是個陌生人。

這一程的目的地是紅安縣最大的新書店,面積一千平米。

店主是他高中常去的小書店的老板,問他回紅安幹嘛,他說寫作,店主說「哦」。

書店里沒有他的書,可為什麼不告訴相識的店主呢?「啊?」他靦腆又驚訝,以蓋棺定論的語調迅速掩過:「不了不了。」

失去了凝視苦難的能力

通知我去參加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頒獎儀式時,我看到還要化妝時都不想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兩個小時試他們的西服、化妝、做頭髮。弄完一照鏡子,我說我這樣還怎麼回到村里去,體會到了灰姑娘的心情。

那天中午,換完他們為我租好的正裝,梳了一個大背頭之後,我去酒店吃飯,坐下一看菜單,一個菜要三四百。

我特意問了一下,嘉賓吃飯要不要錢?

酒店的工作人員說要錢。

我說好,假裝打電話起身。

一邊往房間方向走,我一邊想,我穿著一套5萬塊錢的衣服,但吃不起500塊錢的飯。

反正還是有點失落。

雖然也想到獎不會發給我,但還是抱一定念想。

主要是獎金比較誘人,30萬,如果有這筆錢,可能未來幾年會過得更從容一點。

他們上一屆每個人發了一個表說價值四五萬,我心想那也行,只要入了決賽都有這個表,我兩三萬賣了也可以,結果發了一支筆。

我說誰會準備花5萬塊錢買一支筆?

就根本賣不出去!

如果是去年在北京時可能還好一點,今年這個對比很強烈。

我一下高鐵到紅安,就是灰姑娘魔法馬車變成南瓜那一剎那。

我爸騎摩托車接我回村,這車他騎了十幾年了,除了喇叭不響,到處都在響。

我坐在我爸的破車上,懷里還抱價值5萬元的鋼筆,真的,如果那個筆真的值5萬,我覺得還挺諷刺的,因為我可能出的三本書加一起都沒有5萬塊錢,也覺得傷心。

一個北漂作傢決定回到縣城

▲圖 | 遠子

出第一本書是因為2013年初一篇文章火了。

我在豆瓣寫以前在國貿三期一家書店的工作經歷,標題叫《商場的地下王國》。

這個工作要懂英文,又要讀書,要能和顧客介紹,還得幹體力活,然後工資2000多。

我做了兩年,工作包括整理在倉庫的書和書在書店的上架,其實當時我立馬想到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這是我大一以來讀過好了幾遍的書,他在舊紙堆里整理廢書,我在倉庫和書架放上新書。

我也會做些事,兩個作家生前不對付,比如魯迅和周作人,我一定要把它們裝到一個箱子。

在書店擺架也這樣,誰批評過誰或者誰看不起誰,我就得把他倆放在一起,讓他們在書架上和解。

當時一個歌手叫孫悅,唱《祝你平安》,她挺喜歡來書店,找我讓推薦幾本要求特別好看的外國文學,我立馬推薦了《過於喧囂的孤獨》,還有卡佛和理查德•耶茨等我覺得比較適合她這種中產階級的書,然後她買了講拖延症和時間管理的書。

我寫得比較多的時候,就是2012年底去豆瓣閱讀做了編輯之後,那個時候讀了很多年輕人的作品,一下就有了寫作的自信。

之前一直在讀大師的作品,總覺得自己太爛。

我覺得讀同代人的東西還是挺重要的,他可以讓你認清自己的位置。

你老讀經典,其實在跟時間競爭,它是很多年沉淀下來、經過檢驗的東西,會讓你沒有下筆的動力。

我在北京差不多十年,其實一直在一種惡性循環中度過,不想工作,想辭職寫作,然後辭職寫作,待了幾個月或一年,發現活不下去了又得回去上班。

我生活在北京一邊工作一邊寫作時,整個人繃得特別緊,每天早上一起來,手機電腦各種東西都在分散我的注意力。

身邊人讓我很焦慮,大家吃飯時經常聊誰小說又賣了版權,這種焦慮越來越大。

其實留給我自己創作讀書、獨處的時間非常少。

很多時候,你刷微信刷朋友圈是一種無意識動作,你也不想看,但你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在刷。

包括很多短視頻的自動播放機制也很可怕,它們會讓人失去凝視的能力。

我們對很多事情的了解僅限於新聞標題,我有時候都替那些新聞當事人感到痛心,很多人關注,很多人轉發新聞表達自己的觀點或同情,但一天之後就消失,因為又有新的熱點。

大家已經失去了凝視苦難的能力,我覺得這其實非常重要,只有在你的凝視之中,你才能真正理解別人,真正跟這個世界發生一些關係。

如果你只是關注五分鐘時間,其實到最後你離這個社會非常遠,你其實根本沒有關注到任何東西。

離開北京就是認命的一個想法,在北京我也不可能紮根,可能更多就是一種體驗,我可能能離時代更近,很多新鮮的人和事物能夠進來,這個東西對寫作還是有好處。

但我後來生活在北京特別壓抑,甚至經常會想自殺的那種地步。

那種情緒之中,人其實是越來越閉塞,這種情緒阻礙我去吸收更多的東西,我再待下去也沒有意義。

2018年11月,我選擇離開。

《白日漫遊》是今年五月出版的,後來我再回北京做活動時見了朋友。

看到大家還是很親切,另一方面聽他們聊天覺得很無聊。

我對同齡人這種心態確實很矛盾,我比較憤怒的時候會對他們很失望,覺得你們怎麼能這樣?

政治上這麼保守,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政治觀念,然後文學上就是互相吹捧,一點都不獨立!

但是一方面我又覺得我命運讓我接觸這些人,很多人也是我認識很多年的朋友,我應該善待這些人。

卡夫卡寫過一個短篇,他說一個孤獨的人特別需要一扇開向臨街的窗戶,當他承受不了自己的孤獨時,他可以看一下窗外的人,就會在一瞬被拉入到人類整體之中。

我住在村里特別難受的地方是我真的會有一種和人類整體脫離的感覺,有時候那種孤獨是很難承受的。

少年時的孤獨還是有一點多愁善感,現在這種孤獨,就魯迅有一句詩叫「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就是說舊文化那幫人他看不起,搞新文化那幫人他也瞧不上,只剩下他一個,背著武器獨自彷徨。

有時候我也有這種感覺,老一輩的很多東西我肯定是看不上的,但是年輕人有很多東西我也瞧不起,一種徹底的孤獨。

我就認定我過一種從世俗標準來講是失敗者的生活。

以前那種人才輩出的年代,可能要拼一下才華或者智商,但是現在這個年代可能大家拼的是時間、付出和專注。

寫作是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的,之前我每周放在寫作上的時間就幾個小時。

如果跟別人比,我一周能投入三天時間的話,就已經占了很大的優勢了。

就看平日的積累了,現在可能還看不出來,但是我覺得五年十年之後,時間線拉長,就會不一樣。

你知道你們縣長的名字嗎

「大家上班上班,他會突然‘哼哼’冷笑兩聲,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他上班有時候會猛敲鍵盤,可能只是在處理一些很日常的東西。」

某周日正午,豆瓣閱讀編輯符以軒在電話中說了下前同事遠子,介紹完遠子「豆瓣卡夫卡、當代魯迅」等雅號後,他補充,遠子在生活中是個很逗的人,好打桌球,KTV里最愛唱Beyond。

我知道我們縣長的名字嗎?

不知道,我爸可能知道。

沒那麼可怕。

大家很怕回到小地方,覺得一回到村里大家都在註視你,我小說也寫到了一點,就是其實大家沒那麼關心你。

不過別人一問我一年掙多少錢?

就會露出你那種微笑,感覺「原來才掙這一點」。

又問,你寫本書掙多少錢?

我就說一兩萬。

他說要寫多久,我說我可能要寫一年了。

他說我在武漢工地上打工,一個月都能掙一萬。

今年我一直住村里,家里兩層樓,我和我老婆住在樓上,爸媽住樓下。

前幾天我們才搬到縣城的廉租房,這里的房租一年只要1800塊,毫無壓力。

因為我的稿費收入其實很少,做翻譯收入相對穩定一些。

不過今年我用大半年時間、花了很大精力譯完了喬治•斯坦納的《思想之詩》,本想指著它打出翻譯的名氣,因為一些原因書出不來了,也沒稿費。

我現在翻譯的傑克•凱魯亞克《達摩流浪者》相對簡單點,圖書公司給的稿費也還挺高的。

上半年一直都在做翻譯,9月份孩子出生了,時間也就不太夠用了。

去年剛回來的時候,我高中時的好朋友來我家吃飯,想要我跟他一起在縣里開個培訓機構,說一定掙錢。

他也特別喜歡寫詩,他一直有個念頭想先掙一筆錢,再寫作看書,剛去北京時我也有這種想法,但我後來發現這個想法挺害人的,首先這樣想就掙不到錢,而且你很容易迷失自己。

寫作其實就跟練樂器一樣,你必須得每天都寫,你如果幾年不寫的話,我覺得很難重新撿起來。

剛回來時很不適應,我狀態最差時想,算了,要不還是去武漢找份工作。

我老婆當時在北京上班也覺得很累,這一種生活感覺沒有盡頭,剛回來時她經常情緒崩潰,每個月都要大哭一場,但是現在會好很多,雖然掙的稿費不多,但是也能勉強維持生活。

等小孩大一點需要花錢的地方多了,如果到時候經濟情況沒有更多改觀,可能還是得上班。

一個北漂作傢決定回到縣城

▲圖 | 屋前曬的紅薯幹和蘿蔔

我今年回來最大的感覺就是回到鄉村離死亡很近,我在北京待那麼多年,一次葬禮沒有見過,那些人好像悄無聲息就走了。

好像只能看到生,看不到死。

回到村里,生死的界限就沒有那麼遙遠。

我回來之後葬禮就參加了五六場,都是村里老人過世,也有骨灰從外地回來的。

骨灰也土葬,我們有一座墳山,村里的人死了都會去那個山。

有個人不知道算不算遠房親戚,他今年得了肺癌,五十多歲,他是我們當地黑社會般的人物,坐過好幾次牢,認識黑白兩道很多人。

他把我們村附近好多田都種景觀樹去賣,也不給村民錢,有人在他園子旁貼抗議「再不付錢我就去省里舉報你」。

但他很聰明,能找到是誰寫的,去那家給點錢,就給擺平了。

他抽煙很兇,肺癌晚期的時候,請道士看他家祖宅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發現附近人家有人新修了個廁所,他就特別生氣,硬讓人家把廁所給拆了。

上個月他的追悼會上有人總結他的一生,把他說成了聖人的一生。

很神奇,魔幻現實主義的感覺一下子就出來了。

而且我發現很多新鮮的事情,比如中國人身體語言其實挺多的,但是我們這一代丟失了很多。

那些老人吵架的時候,就像在跳舞一樣,有那種節奏,我一看看半天。

我跟爸媽聊天都不多。

我爸特別愛看新聞聯播和抗日神劇。

我覺得他們已經習慣那種沉默了。

我小時候好像沒有「尷尬」這種情緒,大家坐著聊天,有時候沉默三四分鐘,過一會兒想到什麼再說。

那種狀態是人和人相處比較自然的狀態,但在城市里,好像我們都必須不停聊天,不停找話題。

十年或者更早前,農村的結構其實已經被破壞了。

以前突然哪家有喜事有喪事,全村都出動了,很強的集結感覺,就像猶太人或者吉普賽部落的感覺。

但現在就完全跟世界連通了,都修了水泥路,也不種田了,都蓋特別醜的樓房。

但這種破壞只有外面的人會覺得有點可惜,從農村走出去的人會覺得特別好。

有時候我會升起對大城市的那種鄉愁,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後,城市已經成為你的身體,非常習慣那種嘈雜,外賣網購滲入到你生活方式里。

在北京,大家雖然不一定完全理解你,但是朋友們共同話題還是挺多的。

但是回到村里、回到縣城,我覺得我和周圍人都是彼此隔絕的,他們在一個世界,我跟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交集。

一個北漂作傢決定回到縣城

▲圖 | 遠子的狗,飯後熟練地走到屋前,睡覺,磚頭是他的枕頭

整個村的景觀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有外地人來承包土地種無花果,承包前三年免土地稅,三年過後,這個人就消失了。

現在我屋前都是無花果樹,小時候我根本沒見過這種植物,房子也都是新建的,我覺得這是別人的村子。

我小時候很喜歡拿蛇皮袋去山上撿松果、采蘑菇,用彈弓打野兔。

現在農村人變少了,看起來綠化好了,其實環境變差了,因為以前農藥用得太多了。

我今年可能就看見了兩三只螢火蟲,小時候夏天經常一大團好幾千只螢火蟲在水面飛,我弄一個大玻璃瓶,把螢火蟲捉進去,像燈一樣。

我特別不願意去保留這種美化,把它當一個途徑去寫。

確實農村有很多動人的東西,但是給我印象更深刻的還是那種貧窮。

很多人寫農村是在寫田園詩,這對我來說是在遮蔽一些真相。

很多80後去大城市其實是一種逃離,上世紀90年代的農民是特別苦的,很多人沒錢交稅用糧食抵了之後自己都不夠吃。

乾旱時得花錢請機器抽水。

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家種了一年的田,結果還虧了錢,我父母當時說了一句話,我印象深刻,說我下輩子投胎一定不要是農民。

很多人願意寫農村的生活,特別是他兒時的回憶,那個東西沉淀很多年後其實已經修改得非常文學化。

我也想寫農村,但是我不想按他們的套路去寫。

因為我覺得中國農村的現狀好像還沒人寫過,莫言他們老一輩的作家寫的農村跟我體驗的農村完全不一樣,還有那種建構出來的反應大時代背景下農村人心理變化的那種文學,我覺得這和現狀也非常不一樣。

現在農村一方面很現代化,通網了、跳廣場舞,我在村里逛的時候,常有人喊我說「我手機抖音怎麼放不了?

你看看」,另一方面他們思想特別傳統、特別閉塞,包括葬禮婚禮都是非常傳統的儀式。

所以這種極端的對比,給我一種很強烈的畫面感和衝擊。

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都是一個陌生人,我沒有一種身份和歸屬感。

不是說我回村里世外桃源隱居了,接觸村里其他人的時候,我的心里也會形成撞擊。

我手上的長篇寫的是兩個回到村里的年輕人,才寫了兩萬字,結構和人物已經想好了,但感覺越寫越差,可能有些東西還是需要沉淀。

我之前在村里離得太近了,現在我到縣城里就會好一些。

再沉淀一下。

失敗者之歌

「基勝的三本書我都讀了,寫的都是他自己讀書和工作的事情,我覺得寫得蠻好。」回村這天午後,王基勝的爸爸喝完湖藕排骨湯,喝茶時再次講起他曾在1978年去過北京。

那年他從內蒙退伍回紅安後,一直在當地水利局上班,退休後回村修了座兩層小樓房。

他建議,兒子還是考縣里的公務員比較好。

「我是一個編輯,也就是說,我每天至少要讀十萬字的文字垃圾。」因為《白日漫遊》第一篇寫到編輯的工作,又因為我以前在豆瓣閱讀當編輯。

所以之前工作有聯繫的很多作者都很生氣,有兩三個作者在微信上和我說,原來你以前都是騙我的。

我就會解釋這是小說啊,有的人也不聽。

有一位女性朋友直接說,沒想到你這麼齷齪,內心這麼陰暗。

有位前同事的評價還讓我挺傷心的,他說我看你這個書,我覺得你跟街上隨便一個想發財的年輕人沒什麼區別,他說以為我看了那麼多書,不會再去思考這些很現實的問題。

我在微信和他解釋,我想反映一個年輕人的真實心理狀態,那些文學青年也不是生活在孤島,一切還是會刺激到他。

反正我也沒辦法說服他。

《白日漫遊》在豆瓣上評價不高,很多人打一星兩星,有的人說很喪,有的人說我自己生活已經很苦,為什麼還要看你大吐苦水。

我覺得是不是閱讀量的問題……因為很多人都會寫悲劇,很多世界名著其實就都是很苦的。

這些人可能平時就看娛樂節目,偶爾翻翻大冰、張嘉佳。

可能雞湯也是一種時代需要,人們少了真正的熱情,所以需要補充大量的註過水的、虛假的熱情。

現在我在把手上一個新的中篇集寫出來,可能明年出這本,還是城市的故事。

現在有了孩子,我特別想寫一個童話,因為我特別喜歡王爾德的童話故事,我也特別喜歡《小王子》,我讀了很多遍。

一個北漂作傢決定回到縣城

▲圖 | 遠子

我見到女兒第一眼的時候,就覺得我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很好的父親,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會溺愛她。

有了女兒之後,我對女性的看法都變了。

以前在街上走,看到女性一般都是雄性動物的視角,更多從性或愛的角度。

但是現在我看到一些姑娘,就會從父親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忽然之間發現,我好像對全世界的女孩都有一種父愛。

最開始,我在高中寫詩是因為孤獨。

寫作有時候是一種解脫,把你的一些痛苦和絕望寫出來,反而是一種治愈了。

紅安在黃岡市,我們高中時高考壓力很大,那個時候就開始有自殺的陰影。

一位學弟寫詩很好,我高三時,他自殺了,這件事讓我很觸動,感覺這麼年輕、詩也寫得挺好,默默無聞就死了。

讀高中時,我和關係最好的同學都給新概念作文大賽投過稿。

那時候韓寒很火,他的成長軌跡在這代人里面還是有代表性的:年輕時特別憤怒,在博客里評論很多社會事件,後來突然轉向,雙手擁抱資本。

他和郭敬明真的是時代的弄潮兒,緊跟時代潮流,一開始做雜誌,後來唱歌,唱片一衰落,就開始拍電影。

你能從他們身上看到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很容易受到誘惑,根本就沒有一個可以一以貫之的價值觀。

很多人其實和韓寒一樣,很聰明,也有天賦,知道幹什麼能掙錢,他就去幹。

其實聰明人是做不了藝術的,大藝術家反而需要一種愚拙。

當然,和他們相比,我是一個失敗者,但我又會想,我們這一代人難道都要像他們那樣緊緊追趕時代,真的沒有別的路可走?

整個社會會越來越沒意思、越來越壓抑,越來越整齊劃一。

這是一種更廣義的政治,它規定什麼是對、什麼是落後,當它用很多負面的詞來界定另一種生活方式,就挺可怕的,我一定不能再次陷入到在北京那種絕望之中。

我想寫很多東西,其實帶有一點報復的意思,就覺得我要提供另一種可能性。

我雖然回村回家里,在別人看來可能是一件比較傷感或者悲慘的事情,但是我偏要活出一種生命的質量出來。

想要證明給別人看,我也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比你們更好,但是這種好不是從物質層面去衡量的。

回來這一年,很多東西會比以前想得更清楚,會更平靜。

我現在看問題,經常用五年、十年這樣的長度去衡量,這其實不太容易焦慮。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年輕人這種焦慮可能是因為想要的太多,你又想讓父母滿意,又想讓自我得到好發展。

你又想要農村那種安靜,又要大城市的便利。

就像我很多寫作的朋友,他們又想寫出真正的好作品,又想要賣版權。

你想活得自在一點,尤其在中國,你必須成為一個不孝子,你必須得接受你父母和你親人的失望。

我就告訴他,我一本書就只能掙個一兩萬,我以前可能還會編造一些謊言,現在你看不起就看不起,只要我是在過我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必須讓他們也接受這種失望,他慢慢習慣了。

我爸說你應該考個公務員,說空餘時間寫作沒問題,說你應該想辦法加入作協,我就沉默。

從北京回到縣里,對我心靈上的衝擊其實沒那麼大。

康德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他們家鄉小鎮,通過看書去了解世界各地的細節。

當然這個例子有點極端,這也只是一種安慰,我還是挺想出去走走看看。

我自己的理想狀態是一年能翻譯一本書,寫一本書,如果不行,就兩年寫一本書。

每年都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我不在縣里,而在別的地方走著看著。

但是這幾年估計實現不了。

我說得太多了,我應該寫作。

遠子是高中時候起的筆名,海子的一首詩,我特別喜歡那一句,我要做遠方的忠誠的兒子和物質的短暫情人。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