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85年,漢字簡化的曲折過程與歷史教訓

本文來源:短史記(騰訊新聞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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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汣霖

日前,教育部就《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的提案》做出了公開答復。

《提案》作者韓方明認為,漢字的簡化存在著「因簡害義、有損漢字的藝術美和規律性、不利於文化的歷史傳承」幾大弊端:

「漢字造字有其藝術化和科學化的規律,將愛簡化成爱,將廠簡化成厂,將親簡化成亲,將豊簡化成丰等等,就完全失去了漢字的美學價值和其字形結構的科學性。」

「因此民間有流傳的順口溜:『亲人不見面(親),听話不用耳(聼),丰收沒有糧(豊),開關沒門板(開関),困也不閉眼』…… 這都是對錯誤簡化的漢字的詬病。」①

《提案》建議重新「審核梳理並確立新的繁體字規範系統」,「適時逐步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實施繁體字識讀教育,在中小學加開繁體字古文經典閱讀課程,在學校書法教學中使用繁體字」。

教育部的《答復》則稱:

「簡化字伴隨著漢字的產生而發展,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形聲構字是主要的構字方法,如果僅從會意字方向去理解漢字,就背離了漢字構形事實」,「學校教學應依法使用規範漢字……但在中小學經典閱讀和書法教育中,會涉及繁體字教育有關內容。」②

確如《答復》所言,漢字簡化是一種不可逆的必然趨勢,重新推廣繁體字並不現實。

但《提案》稱漢字簡化存在諸多弊端,其實也是事實。

回顧漢字簡化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了解這一點。

漢字簡化的曲折往事

1935年,在錢玄同等人的推動下,國民政府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體,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324個字。因考試院長戴季陶等人反對,該方案被擱置。③

(一)「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

上世紀50年代,漢字簡化再次被提上日程。當時提倡的是「漢語字母化」,漢字簡化是「字母化」的一種過渡手段。

如吳玉章所言:「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實現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④

另據胡喬木回憶,此事與史達林的提議有關,「史達林提出漢字太難,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別國的字母來設計。」⑤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確立的文字改革方向是:(1)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2)整理漢字並提出簡化方案。後者作為向前者過渡的一種權宜之計。⑥

關於「漢字簡化」與「文字拼音化」之間的關係,文改會常務委員葉恭綽說得非常清晰:

「我們所要經過長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應當不是別的,而是拼音文字。」

「正是因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馬上實行,所以我們才進行漢字簡化來適應當前的迫切要求。」

「如果簡化漢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經過長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了。」⑦

這種「過渡性質」的定位,降低了漢字簡化所獲得的學術待遇。

比如,吳玉章認為,「即使(簡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為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

這種「權宜」,是當時的文改會成員們普遍存在的一種典型心態。⑧

(二)問題多多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1952年下半年,文改會擬出《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共收入簡體字700個。

該稿送審後,反饋回來的指示是:

「700個不夠。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做出基本形體;漢字數量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

「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文改會依據「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的指示精神進行修改,但在具體保留哪些字、廢除哪些字這個問題上,很難取得一致意見,只得先從700個簡體字中篩選出338個流行廣、爭議小的簡體字,擬出第二稿。

第二稿送審後被駁回,理由是簡化字數量太少——第一稿送審反饋回來的指示是「700個不夠」,第二稿只剩338個,被駁回也是情理中事。

隨後,文改會又通過簡化偏旁、收入行草書寫法等手段,擬出了第三稿,將簡體字規模擴充至1634個。

漢字簡化的曲折過程與歷史教訓

▲圖:「國」字的簡化在50年代引起很大爭議,郭沫若力主內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張王李趙之王」,但很多文改會委員不同意,認為封建色彩太重,後遂加一點改為「玉」。圖為太平天國所使用的簡體「國」字,內中為「王」非「玉」。

第三稿引起了社會各行業的普遍反對。

對印刷部門而言,第三稿意味著他們需要重鑄1600多個銅字模,簡直是滅頂之災。

草書寫法的收入,打亂了原來的部首系統,以前按部首、筆畫編排的字典、電報碼本、檔案、索引系統,全都面臨無法繼續使用的問題……

於是,第四稿又將印刷體簡化字縮減為600個。⑨

1955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正式對外公開。

今天回頭審視,這個《草案》存在許多明顯的問題。

試舉幾例:

(1)文改會曾定下不造新字的原則,但實際上並沒有做到。

比如,「瞭解」的「瞭」,明明有約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卻非要臆造一個之前從未存在過的新字「(目了)」(左目右了)。

(2)一味追求減少筆畫,往往放棄常用本體字,改取異體字。

比如,「足迹」的「迹」,本該選用本體字「跡」,僅因「迹」字筆畫略少,就棄「跡」不用。

(3)1500個常用字(以教育部當年所公佈者為準),《草案》只簡化了335個,這335個簡化字,只占到《草案》簡體字總數的22%。也就是說,《草案》中78%的簡體字,並非常用字。由此可見其工作重心,已嚴重偏離了方便民眾日常使用的初衷。⑩

(三)問題多多的《漢字簡化方案》

1956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出台。《方案》確定了515個簡體字和54個簡化偏旁。

該《方案》有兩個問題:

(1)收錄了大量在民間流傳、但未達到「普遍約定俗成」程度的簡體字,像币、乡、仅、艺、疗等字,在當時均尚局限於部分行業使用。

(2)收錄了不少新造之字,如仓、齿、块、伞等,均是以前並不存在的新字。

這兩類簡體字,占到了《方案》簡體字總量的31%。

它們給當時的民眾帶來了兩大不便:

(1)新造簡體字面貌陌生,語文教學遭遇了巨大困難。

如「倉」被簡化成了「仓」,但方案並沒有將「搶」簡化成「抢」,於是,學生不但需要學一個全新的簡體字「仓」,舊有的繁體字「倉」也不能丟,既增加了學習負擔,也顯出「倉」字的簡化毫無意義。

(2)《方案》帶動了民間自由造字的風潮。

有學者評價稱:「由於《方案》在簡化偏旁的使用範圍方面,交代得不夠明確,以致各簡各的,使漢字的混亂達八年之久。人們不清楚哪些是國家公佈的簡體字,哪些不是。」

為了糾正這種不便與混亂,1964年又編制了一份新的《簡化字總表》。但《總表》卻又帶來了新的混亂。

漢字簡化的曲折過程與歷史教訓

▲圖:《簡化字總表》封面,1964年出版

比如,《總表》將「寧」簡化成「宁」;但「宁」是甲骨文、金文中既有的字,讀「zhu」,意指儲藏財務的器具。

為了區分,《總表》就生造了一個「宀一」(上宀下一),將「貯存」變成「贮存」;「佇立」變成「伫立」……

這種臆造詞,有兩大壞處:

(1)增加了民眾識字的難度,在當時,只有親手造它的專家能認得;

(2)破壞了漢字固有的體系,經此一番折騰,「贮」、「伫」等字,均已喪失了會意的功能。

再如,復、複、覆三個字,被《總表》一律簡化成「复」,結果導致使用者無法區分「复国」一詞,到底是指「復興國家」,還是「傾覆國家」。

為解決問題,《總表》只好在給不出任何道理的情況下,強行打補丁註解道:「答覆、反覆的覆簡化作复,覆蓋、顛覆仍用覆。」

如此簡化的結果,實際上是增加了文字的辨析難度,相當於給使用者設下了陷阱⑪——再後來,這類因漢字簡化而出現的陷阱,果然成了讓無數學子頭疼的「高考語文知識點」。

(四)曇花一現的「二簡字」

《簡化字總表》並不是漢字簡化史的終點。

1977年底,「二簡字」橫空出世。

所謂「二簡字」,即《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所推出的新簡體字(《簡化字總表》則稱「一簡字」)。

新方案將590個一簡字,再度簡化為462個二簡字(不包括簡化偏旁類推出來的391個二簡字)。

從一簡字到二簡字,平均每字筆畫從13.1筆降低到6.9筆。

與一簡字相同,二簡字也是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

早在1960年,一簡字的遺留問題尚未解決,已有指示要求:

「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使每一個字盡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⑫

上世紀七十年代,文改會恢復運作,開始嘗試從大字報中「廣泛搜集群眾中流行的簡化字」。

1975年,文改會整理出111個新簡化字,報送審閱,反饋回來的意見是「為什麼(只)簡化這麼一點?」

與一簡字不同,二簡字主要是人為硬造,為簡化而簡化。

推出之後,即遭到了學界一致的批評,譏諷其缺胳膊少腿難看至極。

1978年,內部通知要求教科書和報刊圖書暫停使用二簡字。

但二簡字的命運,與「漢字拼音化」捆綁在一起,定性上是後者的「過渡」,故雖有「暫停使用」的內部通知,二簡字仍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漢字簡化的曲折過程與歷史教訓

▲圖:部分二簡字

1985年,漢字拼音化被徹底放棄,「拉丁化拼音只作為語音符號使用」;隨後,1986年,二簡字《草案》被廢止。

但二簡字仍在民眾生活中留下了諸多印記,比如,戶籍系統中「蕭」姓寫作「肖」、「閻」姓寫作「閆」等,已難更改。

同年,國家語委重新下發《簡化字總表》,只在1964年《總表》的基礎上調整了6個字。⑬

漢字簡化,至此遂告一段落。

三點很遺憾的歷史教訓

中國的漢字簡化,有三點歷史教訓需要檢討。

(一)簡化前,未確定現代通用漢字的字量

全盤梳理,通過清查漢字的使用頻率,圈出現代漢語通用字(包括常用字、不常用但現代漢語必須使用的字),是進行漢字簡化工作的基礎性工作。

做好了這個工作,才能知道哪些漢字亟需簡化,哪些漢字沒有必要改動;才能進一步有規律、有體系地進行簡化。

遺憾的是,1950~1980年代的漢字簡化,始終沒有做這個基礎性的工作。

既沒有類似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受非學術意見左右而搖擺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後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陡增至1634字……

結果,就出現了該簡化的漢字沒有簡化,不必簡化的漢字被大量簡化的怪事。

很多常用漢字,比如: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然筆劃繁多,沒有簡化。

很多罕用字、冷僻字,比如: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又都被簡化(括號內是這些字的簡化字),收入了1964 年的《簡化字總表》當中。

沒有梳理現代通用漢字的範圍,還有一大弊端:簡化工作沒有辦法按照統一原則去處理。

漢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維度來造字的,沒有篩選出通用漢字的範圍,會直接導致部分常用漢字被按甲種原則簡化處理。

另一部分常用漢字卻沒有得到處理,或者被按照乙種原則處理,進而造成漢字的內部系統,產生不必要的邏輯混亂。

比如:

(1)溝、構、購,按照「冓→勾」原則,被簡化成沟、构、购。

(2)講,卻另采「冓→井」原則,被簡化成了讲。

(3)媾、溝等字,又完全不簡化

原本同屬「冓」旁系列的這些漢字,簡化後變成了三個偏旁系列,字形系統完全亂了套。⑭

(二)實施簡化時,不重視類推原則

簡體漢字,主要有兩種來源。一種是按原則類推,將相同的繁體偏旁,一律替換為相同的簡體偏旁。

一種是采納民間早已出現的「約定俗成字」,這種辦法往往會突破漢字的體例,沒有什麼規律可言。

受「群眾路線」影響,1950~1980年代的漢字簡化,高度重視後者(70年代的「二簡字」,曾直接號召全民參與造字),類推簡化的地位非常邊緣——中國《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收錄的352個簡化字,大部分屬於民間「約定俗成字」。

已在全國範圍流行的「約定俗成字」,並非不能用做簡化字。

但盡量不破壞文字的內在系統,是漢字簡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大面積採用「約定俗稱自」、排斥類推簡化的結果,是漢字的內在系統受到破壞,體例上出現了很大的混亂。

比如,很多漢字擁有相同的繁體部件,這些繁體部件,本可按照類推原則,用同一種簡體部件替代。

但當時並沒有這樣去做,為了遷就各種地域性的民間書寫習慣,原本相同的繁體部件,反被替換成了多種多樣的簡體部件。

試舉幾例:

(1)繁體部件「昜」,本可統一簡化為一種簡體部件。

當年搞漢字簡化的學者們偏不,他們至少為繁體部件「昜」弄出了三種簡體部件,分別是:楊→杨、陽→阳、傷→伤。

(2)繁體部件「登」,本也可以統一簡化為一種簡體部件。

當年搞漢字簡化的學者們偏不,他們至少為繁體部件「登」弄出了三種簡體部件,分別是:證→证、鄧→邓、燈→灯。

另有一些字,繁體部件「登」又根本就不簡化(鐙→镫)。

(3)繁體字「盧」被簡化成了盧,按照類推原則,瀘→泸、顱→颅,這種操作本來非常好,但不知道為什麼,爐和驢,卻又被簡化成了炉和驴

(4)憶和億,已經按照類推原則,簡化成了忆和亿,剩下的臆和噫,當年的學者們卻又不簡化了。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漢字固有的邏輯體例,就這樣毫無意義地破壞掉了。

(三)漢字簡化應該重視學術意見

首先應該承認,不可能存在面面俱到——既不造新字、也能最大限度減少筆劃、同時還完全不破壞漢字固有的造字體系——的完美簡化方案。

但上述種種弊端,仍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出現這些弊端,存在著多方面的原因。

比如,漢字簡化的初始目的,並非是規範字形,而是被定性為「漢字拼音化」的一種過渡。

這給參與簡化工作的學者造成了一種「即使(簡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為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的普遍心態。

再如,漢字簡化的過程中,受到了許多非學術意見的干擾。

針對1952年《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提出的「漢字數量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的指示,即未必妥當,甚至可以說是違背了漢字的演進規律,但卻得到了很深的貫徹。

一種成熟的文字,會同時追求「書寫的便利」與「表意的準確」。

具體到漢字,前者表現在形體的簡化,自唐宋而下,漢字在使用過程中自發出現了大量的簡體字。

後者表現為漢字數量的增加,比如,當「云」字被大量用於「孔子云」、「孟子云」時,古人會另造出了一個新字「雲」,來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結合體,以區別於「孔子云」的「云」。

強行將水汽結合體之「雲」,與孔子云之「云」,一概簡化為「云」,很容易造成詞義上的困擾。

2006年,某學者在央視百家講壇節目中,談及「子云筆札君卿舌」,曾錯把「子云」解讀成了「子曰詩云」。

其實,這里的「子云」,是指漢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子雲筆札」是很難被理解錯的。

大規模的「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給漢語「表意的準確」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比如,面和麵(麺),本是兩個意思完全不同的詞。前者指臉部、臉面;後者指糧食磨成的粉。

古人讀《水滸傳》,讀至「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吃」一段,可以很準確地知道,所謂「燒了面湯」,是指燒洗臉水;但今人來讀,就很有可能把「燒了面湯」錯解成煮麵湯來吃。

再如,适和適,在古代不但是兩個不同意思的字,連讀音也不一樣。

「适」讀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讀shi,是到哪里去的意思。

強行用「适」來代替古代的「适」(kuo)和「適」,那要分清這些古代名人——南宮适、李适、高适、沈适、趙汝适——究竟是「适」(kuo)還是「適」,就很要命了。

說起「適」,還有一個問題:同樣擁有繁體部件「啇」,適→适,「適」被合併到了「适」裡,「摘」字卻原封不動,沒有簡化。

這種體例混亂,在1964年的《簡化字總表》中,比比皆是。⑮

學者周策縱曾批評過漢字簡化的隨意性。

他提出了三點應該遵循的簡化原則,很值得今人反思:

(1)當下流行的常用字,不適合用作其它字的簡體字,否則簡轉繁時,容易混亂。

「里」和「裡」就是一個典型。

(2)古字長期用作特定含義者,也不適合拿來做其它字的簡體字。

比如,「后」字早期指帝王(后土)、再演變指帝王之妻(后妃),就不應該再拿來做「後」的簡體字,因為「先后」未必等同於「先後」,也可能是指「去世了的皇后」。

(3)一個字不適宜同時充當多個字的簡體字。

比如,「發」同時作為「發」「髮」的簡體字,曾導致全中國到處都是「理发店」,周策縱參觀偽滿皇宮時發現,溥儀的「理髮室」也曾被寫成「理发室」。

給「髮」另外安排一個簡體字,並非難事。

再如,「干」同時作為「乾」和「幹」的簡體字,也很有問題,且不論「天乾」和「天干」的含義難以區分,「干」字變成多音字和多義詞,也沒有簡省使用者的學習成本,相反增加了學習的難度。⑯

需要強調的是:指出漢字簡化存在的上述種種缺陷,並不是要否定「漢字簡化」,也不是主張恢復使用繁體字——漢字簡化是漢語發展的一種必然的趨勢;而是想說:

語言文字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須慎之又慎,缺陷一旦造成,往往很難有彌補的機會。

回顧前人造成的缺陷、梳理過往留下的教訓,是為了以後不再造成類似的遺憾。

註釋

①中央廣電總台國際在線,《韓方明委員:呼籲在全國中小學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

http://news.cri.cn/20190304/4c2af131-d8bd-e7c2-e48d-ffa7c542b678.html。

②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教育部答復<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進行繁體字識讀教育的提案>》,http://www.ce.cn/xwzx/kj/201912/09/t20191209_33805917.shtml

③村田雄二郎,《錢玄同和漢字簡化——另一個簡體字》,收錄於 《五四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五四 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④吳玉章:《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

⑤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23頁。

⑥郭沫若,《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上的講話》。

⑦陳熾洪,《從改革到規範——試論漢字簡化的失誤》,收錄於《藟緣論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第210頁。

⑧同上,第211頁。

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第112-114頁。⑩(新加坡)謝世涯,《新中日簡體字研究》,語文出版社,1989,第185-211頁。

⑪同上,第212-271頁。

⑫《中央關於推廣註音識字的指示》,1960年3月22日。收錄於《語文政策學習資料》,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編輯,1976年,第44-45頁。

⑬劉導生,《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百年潮》2009年第4期。⑭謝世涯,《中國與日本簡化漢字的評騭及今後整理與簡化漢字應循的原則》,收錄於《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1987。

⑮本節參考了:葉籟士,《簡化漢字一夕談》,語文出版社,1995。(日)白川靜,《漢字百話》,中信出版社,2014。史定國/主編,《簡化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等。

⑯周策縱,《中國語文改革與教學芻議:特論簡化字問題》,收錄於《周策縱作品集 2 文史雜談》,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4,第228-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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