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沿海軍隊,為何普遍勾結甚至加入所謂的「倭寇」?

本文來源: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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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怡明

一、朱元璋的沿海衛所

明帝國的防禦系統規模龐大,擁有五百多個衛、四百多個守禦千戶所。

我和王迪安博士在地圖上標出了五百個軍衛的位置,分析它們的地理分佈。

研究結果顯示,明代軍事基地可劃分為五個主要系統(見下圖)。

北部邊疆和京畿地區的衛所分佈最為集中。

其次是西南邊疆的衛所。第三個系統是駐守大運河沿岸、維持運河暢通的衛所。

廣泛散佈於帝國腹地的衛所構成了第四個系統。

第五個系統則是沿海地區的衛所,亦即我們討論的對象。

明朝沿海軍隊,為何普遍勾結甚至加入所謂的「倭寇」?

▲圖:明末衛所分佈熱區示意圖(本圖數據由 John Wong 搜集,基 於 Liew Foon Ming,The  Treatises on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Ming Dynastic History (1368-1644) 一書中的資料。相關數據可在網站下載:https://www.fas.harvard. edu/~chgis/data/chgis/downloads/v4/datasets/ming_garrison_pts.html)

衛所的整體分佈規律, 使明王朝對各地安全威脅的認知和重視程度一目了然:

首先,抵禦邊疆地區的遊牧民族和外國勢力的威脅;

其次,確保皇室的安全;

再次,護衛大運河上源源不斷向京師輸送的稅賦;

第四,維持國內的穩定;

最後,在東南沿海地區,控制海疆的「倭寇」和走私活動。

在今日的中國,海疆的軍事史總是與 15 世紀的一名太監緊密相連。

每個學童都熟悉鄭和下西洋的故事,知道他曾令人驚嘆地率艦隊遠航至南亞、中亞乃至非洲東海岸。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 1421: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一書,令鄭和在海外亦聞名遐邇。

然而不幸的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該書的大部分說法已被徹底推翻,鄭和的船隊並沒有到過美洲,參見 www.1421exposed. com。)

鄭和下西洋通常被視為中國與海洋世界互動的巔峰,之後,明朝轉向閉關自守。毋庸置疑,鄭和的遠航結束沒多久,朝廷就重返重視北方和西北防務的傳統政策。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國家支持的遠航僅是中國海事歷史的一部分。

到洪武元年(1368)明朝開國之時, 一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貿易傳統早已將中國南部沿海、日本和東南亞連接起來。

成熟的航海科技——龐大、快速、靈活的船只——讓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滿足著世界對中國制成品的需求,以及中國人對熱帶產品和白銀的需求。

朱元璋並不想完全切斷這類貿易,而是希望加以管制和約束。

貿易,尤其是國際貿易,只會破壞朱元璋理想中自給自足的鄉土秩序,激起百姓的貪欲,鼓勵人員的流動。

朱元璋還把海上貿易和外國勢力視為統治的直接威脅。

他有理由這麼認為:在元末明初的征戰中,好幾個對手都曾動用強大的水師與他對抗,他希望確保這樣的威脅不再出現。

隨著朱元璋猜疑之心日重,洪武十三年(1380),他為了除掉丞相胡惟庸及其逆黨,發動針對滿朝文武的大清洗。

胡惟庸的罪狀之一,就是裏通外國。

朱元璋的對外貿易政策有三大要素。

第一,他將外國對華貿易限制在朝貢貿易的範圍之內。

第二,他嚴禁對外出口貿易。

中國商人被禁止出海做生意。

這兩項措施的實行未能盡如人意。

聲稱自己是官方朝貢使節的外國人來到中國的港口,其頻率遠超明朝允許的限度。

沿海居民常以出海打魚的名義繼續從事對外貿易,地方官吏心下清楚,若予以禁止,整個沿海經濟將會崩潰。

當鄭和於15世紀初來到東南亞時,就已經在當地港口城市發現福建商人的聚居地。

由日本人、中國人和東南亞人組成的商隊繼續在中國海域活動。

地方官吏大多對私人貿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朝堂之上也長期激辯, 討論如何最好地處理國家政策與貿易現實之間的矛盾。

朱元璋對外貿易政策的第三個要素即沿海衛所制度。

該制度旨在落實前兩個要素,並維護明代海洋秩序。

東南沿海地區呈現出一系列獨特的軍事挑戰。

駐紮在此的軍隊和北疆或西南的軍隊不同。

他們既無須面對欲侵略帝國疆土的強大軍事力量,也無須防止桀驁難馴的部落引發的騷亂。

他們基本的軍事任務就是在海上巡邏,打擊非法貿易。

衛所士兵的任務皆圍繞此目標展開。

位於海防第一線的是「水寨 」,駐守水寨的士兵來自衛所。

(前線的單位還包括「巡檢司 」, 但是巡檢司的人員一般由縣衙派遣,屬於另一行政體制。)

沿海衛所的士兵定期輪流戍守各要塞。

金門守禦千戶所(今時今日被稱為「金門城」)是現存最完好的沿海衛所之一。

建築史學家江柏煒利用現存的古城結構重建起倪五郎時代的社區佈局(見下圖)。

明朝沿海軍隊,為何普遍勾結甚至加入所謂的「倭寇」?

▲圖:金門千戶所示意圖。1. 北門 2. 東門 3. 西門 4. 南門 5. 校場 6. 北門外市街 7. 王公宮 8. 嶽帝爺宮 9. 邵氏祖厝 10. 俞大猷生祠 11. 千戶所署 12. 城隍廟 13. 關帝廟 14. 辛氏祖厝

銅山所的軍卒被派駐於近旁的銅山水寨,這里還有來自六鰲所和鎮海衛的士兵。

駐守水寨期間,他們負責在附近水域巡邏,並且一年兩次於前哨崗位拋錨停駐,威懾企圖上岸的走私者和「倭寇」。

沒有巡邏任務時,衛所的士兵主要忙於操練。

有些衛所擁有船塢,為士兵製造巡邏用的海舟,在這樣的衛所中,士兵也會從事造船工作。

二、多數「倭寇」其實是中國沿海居民

衛所裏的生活並不好。

軍官貪汙腐敗,士兵經常領不到軍餉,嘩變事件屢見不鮮。

軍官濫用職權,強征普通軍戶的勞力,有時是出於官府的需要,但更多時候則是為了軍官的私利,相關的記載俯拾皆是。

逃兵時有出現,更加重了留下來的人的負擔。

到了16 世紀中期,情況開始惡化。

在幾乎沒有預警的情況下,東南沿海海域騷亂頻頻,愈演愈烈。

一群又一群劫匪沿著海岸線燒殺擄掠,將村莊、鄉鎮、城市乃至衛所夷為平地。

在許多沿海衛所的民間傳說中充斥著兩類故事,一類是軍民如何奮勇抵抗劫匪的襲擊,另一類則是抵禦失敗後當地遭受的滅頂之災。

莆禧所軍戶的後人至今還講著這樣的故事:他們的城隍爺之所以身著禦賜黃袍,乃是因為附近衛所相繼被劫匪攻陷時, 唯獨莆禧所成功抵禦了侵襲,因此受到朝廷的嘉獎。

而在周圍一些村莊的村民中間,則流傳著一個悲慘的故事:他們之所以不養狗——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乃是因為劫匪到來時,狗吠暴露了祖先的藏身之處,引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朱紈(1494—1550)是首位受朝廷委派處理沿海騷亂的官員,他一開始穩定住了局勢。

然而,朱紈的所作所為,引起地方利益集團的怨恨。

這些集團頗有權勢,都在暗地裏從事海上貿易。

其中一人乃是出身同安軍戶的林希元( 約1480—1560)。

朱紈批評他與「倭寇」和走私者狼狽為奸,認為他是福建士人中害群之馬。

據朱紈所言,林家擁有從事東南亞貿易的大型船隊,卻狡猾地聲稱那些船只都是當地的渡船,借此規避嚴禁海上貿易的律例:

又如考察閒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

每遇上官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

守土之官畏而惡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

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 侵奪有司。

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並違禁貨物。(朱紈,《閱視海防事》)

因越權擅殺俘虜,朱紈遭到降職處分,悲憤自盡。

「倭寇」的突襲, 沿著海岸線南北蔓延。

一些襲擊規模之大,甚至造成幾個主要城市和沿海衛所的淪陷。

最終,一批精明強乾的明軍將領指揮以募兵為主力的軍隊,運用新的戰術平定了亂局。

他們當中包括出身晉江顯赫軍戶的金門所千戶俞大猷(1503—1579)。

嘉靖四十二年(1563),俞大猷的部隊與名將戚繼光的部隊協力於平海衛痛擊「倭寇」,獲得一場大捷。

但是,「倭患」的根治之方,在於放寬明初以來對海上貿易的限制。

隆慶元年(1567),朝廷頒佈新的執照制度,允許中國商人合法前往西洋(東南亞)和東洋(東北亞)。

沿海騷亂終於得到平息。

(許多學術文獻都認為,「倭患」深層次的原因是明王朝的國策與東南沿海地區的現實之間存在矛盾。但這種矛盾自明朝建立伊始便已出現,對於「倭患」為何集中於 16 世紀爆發,學術界迄今仍未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中國人將發動襲擊者稱為「倭寇 」,字面上的意思即日本強盜(「倭」的字面義是「矮的」)。

民國時期,中國歷史學家將明代倭患視為日本的對華戰爭——顯然,他們將歷史和自己所處的時代聯繫起來了。

1949 年後,中國大陸的學者重新將倭患解讀為階級鬥爭,也就是崛起中的商人階級對封建政治秩序發動的攻擊。

今天看來,上述兩種解釋都缺乏說服力,但對於取而代之的觀點,史學界目前還沒有達成共識。

一些學者將倭寇之亂歸咎於明朝未能維持一支足夠強大的海軍,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問題根源在於貿易各方的均勢遭到破壞。

近來全球史引發大家的興趣,隨之出現了一個新的論調:正是攜帶先進火器的歐洲人的到來,破壞了當地的非正式貿易秩序。

「倭寇」到底是哪些人?

大部分史料的回答清楚而簡單:矮小的日本強盜。

該專有名詞的使用,乃是試圖將含混複雜的問題簡化為族群衝突,將一個固定範疇強加於流動的群體和變動不居的行為模式之上。

即便在當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一再指出這個標籤並不準確。

據南京湖廣道禦史屠仲律估計,被指為「外國匪徒」的人當中,外國人真正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而另外十分之二的人可能來自明朝的藩屬國琉球。

屠仲律急於闡明自己的觀點,以致數字統計有欠嚴謹。

他繼續寫道,所謂「外國匪徒」者, 半數實則來自浙江沿海地區,且其中多達百分之九十的人出身於福建三大沿海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

「雖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明朝沿海軍隊,為何普遍勾結甚至加入所謂的「倭寇」?

▲圖:明代倭寇頭目表。表中倭寇名錄,出自陳懋恒《明代倭寇考略》。該書匯集數十種史料與地方志而成,對倭寇資料的整理相當全面。由表中可知,「倭寇」的主要頭目,清一色都是中國人,次要頭目中,日本人所占據的比例也不高。

認識到許多「倭寇」其實是中國沿海居民,只能部分地解決如何定義騷亂者的問題。

將人群分類,不僅要看族群,還要看其行為方式。

我們無法在走私者、商人和「倭寇」之間劃清界限,實際上,同一群人往往同時在走私貨物、買賣商品、燒殺擄掠。如明人所觀察到的:

「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

商人和走私者之間的界限是由政策建構出來的,並不取決於人本身。

眾多臭名昭著的「倭寇」主要在從事非法的長途海上貿易,因此也是走私者。

當時的南中國海處於沒有法律約束的自然狀態,想要經商乃至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具備一定軍事能力。

因此,商人也好,走私者也罷,無論世人從事的是合法貿易還是非法貿易,都必須擁有武裝力量。

當時機到來,水手們眨眼間就可以停止貿易活動,轉而打家劫舍。

他們劫掠的對象,既包括其他水手,也包括沿海的居民。

不同情況下,同一群被貼上「倭寇」標籤的人,既可以是國家權威的替代者,也可以成為國家權威的一部分。

明代官員時不時會嘗試「招撫」海盜,也就是說服海上組織的首領——商人和「倭寇」 ——臣服於朝廷,並受朝廷委派鎮壓其他海盜。

因此,有時一些「倭寇」搖身一變,就成了國家的代理人。

此外,無論是走私者、「倭寇」還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緊緊地嵌入了沿海地區社會。

如早期鎮壓倭患的朱紈注意到,海上貿易與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關,乃至於「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

幾乎各個階層的沿海居民,從貧窮的漁民到富裕的鹽商,再到林希元這樣的地方精英,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著非法海上貿易。

就連沿海衛所的軍官和士兵也置身其中,正如嘉靖八年(1529)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皇帝看到的情況。

《明實錄》的數十條記載—分佈於明朝各個時期—都指明此點。

一些記錄籠統地將官兵作為非法海上活動這一大問題的一部分來描述。

實錄中的官方文書經常指責「軍民」在從事非法貿易。

嘉靖四年(1525),浙江巡 按禦史便上奏皇帝:

「漳泉府黠猾軍民私造雙桅大舡下海,名為商販, 實出剽劫。」

但是,並非所有指控都採取籠統的說法。《明實錄》還指名道姓地記錄了參與走私的軍方人員。

朝貢貿易是唯一的合法貿易形式,凡從事其他涉外貿易的士兵,便都是走私者。

這樣的士兵為數不少。

明初,朱元璋曾有言:「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

幾十年後,《明 實錄》提到福建都指揮僉事張豫「坐困頓,置番國方物,不如法」。

宣德九年(1434),漳州衛的一名指揮官被發現曾出國從事貿易活動, 然後用帶回的貨物賄賂上級。

士兵們有時反而會加入本應由自己鎮壓的走私團夥。

朱紈發現,紹興衛的兩名士兵「各不合私自下海,投入未獲叛賊馮子貴船內管事,與伊共謀投番導劫」。

16 世紀的倭患平息後,當局業已允許百姓在獲得許可的情況下從事貿易活動,但軍方人士仍在繼續參與涉外貿易。

16 世紀 20 年代的一次官吏考課,指控澎湖遊擊王夢熊有罪:他讓麾下的兩艘船滿載著牲畜和鐵器出洋「巡邏 」,但事實上,兩艘船直奔台灣島,將貨物售給荷蘭人。

據說王夢熊還曾設宴款待一 群「倭寇 」,與他們同席大吃大喝,並以厚禮相贈,包括糧、油及 一個小唱。

明朝沿海軍隊,為何普遍勾結甚至加入所謂的「倭寇」?
▲圖:依賴「倭寇」走私活動而繁盛的明代雙嶼港,大量葡萄牙人定居於此。得益於葡萄牙人,嘉靖年間的許多「倭寇」裝備上了來自歐洲的槍炮。

即使沿海衛所的官兵沒有親身參與海盜或走私活動,軍隊的部署模式決定了他們往往與相關人士有聯繫。

在 16 世紀中期平定倭患的戰鬥中,出身漳州的四名士兵偷偷潛入被包圍的「倭寇」營寨,找到其中的漳州同鄉,答應他們,只要肯出錢,就能幫他們死裏逃生。

當地的兩個所甚至出現在提督軍務的王忬(1507—1560)所整理的「賊巢」名單裏:金門與金門以北的崇武。

有明一代,官兵參與走私,與外國人做生意,並時而行事如同海盜。

他們扮演著不同角色,或是推波助瀾,或是親力親為。

他們的長官也沒閒著,恣意收受賄賂,對非法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些人出現在朝廷的史書中,說明他們最終落入法網,並且一定是被上級通過官僚機制以正式手段抓到並處置的。

相比於這些有記錄可查的人,未被逮捕的不法之徒肯定要多得多,更不要提還有那些被逮捕卻未被記錄下來的人了。

三、明代軍戶大量參與走私的制度原因

官兵為什麼參與走私、成為海盜?

無論是在明朝的福建,還是在其他朝代的其他地方,官兵參與走私的動機,很可能與其他走私者沒什麼不同:要麼是生計所迫,要麼是懷有野心,要麼是投機取巧。

然而,對明代軍戶成員而言,還有一些獨特的壓力、誘惑及好處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將他們推入這潭渾水。

這些因素都是明初軍事制度演變的直接產物。

人口的變遷是一個關鍵的長時段變化。

在實行鼓勵士兵安家衛所的本地化政策之前,理論上各衛所的兵員數量是固定不變的。

每當正軍退役,他會回到自己的原籍,同時,原籍的接替者會來到衛所。

逃兵可能導致衛所兵力在短期內減少,明初官員已然注意到這個問題。

但經過勾補,衛所兵力最終會回到正常水平。

實行本地化政策之後,衛所成為士兵及其眷屬的安身立命之所,並最終成為他們子孫後代的家鄉。

人口的自然增長,意味著經過一段時間,明初的一名士兵可能繁衍出一個人丁旺盛的家族。

即使再有逃兵,也不一定會導致人口下降,除非祖軍的全部後人集體逃逸。

隨軍眷屬的老問題肯定會反復出現。

朝廷官員意識到了這點,四川佈政司左參議彭謙曾明言:

「正軍餘丁一二人在營,其餘老幼有五七人,至二三十人者。」

當地人也看到了這點。晚明一個文人在描述福清的萬安所時,寫道:「凡軍戶家始唯一人為軍,後子孫多。」

人口結構轉變的最明顯證據來自衛所軍戶日後編纂的族譜。

若以譜圖的形式記錄一名14世紀初正軍的所有後人,其篇幅可能要填滿好幾冊族譜。

銅山陳氏家族到了第八代的時候,族人已有近三十人之多,而且還在不斷增加。

才過了短短幾代,軍戶成員的數量就遠遠超出了明代軍事制度設計者的預料,也遠遠超出了體制的承載能力。

衛所裏,人口持續增長,卻沒有任何制度性機制來適應、記錄這一變化。

從財政角度看,人口並沒有變化。一個擁有1120名士兵的所,始終保持著1120人的兵力。

「官方」的人口數字甚至還有所減少,因為不是所有逃兵或退伍士兵都有人頂替——明中葉以來,官方報告就開始區分「原額」士兵數量和「現額」士兵數量。

一個祖軍無論有多少後人,他們都會被籍入一戶名下,該戶只需派一人當兵,相應地只能領到一份軍餉。

(也有一些例外,譬如,當一個軍戶的多名成員同時被征入伍時。到了明代後期,軍餘也常有機會替補軍役,以填滿軍隊缺額)

不僅如此,在盤石兵變中可以看到,就連這筆初始財政負擔,在許多地方都成了問題。

我們不知道盤石衛指揮為何拖欠軍餉。這可能要歸咎於後勤補給。

本來用以供應軍餉的軍屯,不是被賣掉,就是被非法占有,或者因屯卒逃逸而日漸荒蕪。

問題也可能出在軍糧生產與發放的中間環節,一些機構與個人介入其間,暗中作梗。

東南沿海(乃至其他地區)的官員,長期被指控挪用、克扣軍餉,幹著各種見不得人的勾當。

然而,即便是士兵一分不差地領取到個人應得的糧餉,依然無法解決隨軍眷屬的問題。他們也得有飯吃。

人口變化造成一個棘手的局面,明朝統治者不得不予以正視。

朝廷屢次下令,給軍眷提供耕地,讓他們成為普通農民。

百姓的應對之道和朝廷的思路大同小異:軍眷要自力更生。

他們投入各行各業之中。

有記載稱,一名福全所的士兵出海打魚,意外撈到珍貴的宋代硯台(也許他不過打著捕魚的幌子,暗地裏從事古董買賣)。

由此可知,福全所的部分居民以打魚為生。

在與福全隔海相望的金門,軍餘楊廷樹「家貧業漁為活」,他遭遇海難,葬身魚腹,留下了一個年輕的寡婦。

楊妻在沙灘上痛哭三天,最後自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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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明代嘉靖年間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中的明軍官兵。

軍事家譚綸曾撰文探討沿海衛所駐軍戰鬥力的下降,文中列舉出官兵與軍眷從事的各種職業。

他對該問題深感興趣,認為導致軍隊戰鬥力降低的罪魁禍首正是衛所居民職業的多元化:

衛所官兵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登非衛所之人乎?

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賄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

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引自鄭若曾:《籌海圖編》卷十一)

天啟五年(1625),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阿德裏亞諾·德·拉斯·科爾特斯(AdrianodelasCortes)從馬尼拉前往澳門,在中國沿海遭遇沉船事故。

他曾這樣描寫蓬州所守軍:

「除了當兵,他們都毫無例外地做著兼職——來自兼職的外快是軍餉的補充,用來養活老婆孩子。例如,他們當中有搬運工、補鞋匠、裁縫師,或從事著其他類似的工作。」

部分士兵和軍餘還行如盜匪。如一份官方報告所言:

「沿海諸衛所,官旗多克減軍糧入己,以致軍士艱難。或相聚為盜。」

明朝沿海軍隊,為何普遍勾結甚至加入所謂的「倭寇」?

▲圖:仇英所繪《倭寇圖卷》中的明軍官兵,旗幟上有「護國救民」字樣。

但是,人口壓力及由此導致的職業多元化,並不是士兵鋌而走險、參與走私的唯一原因。

畢竟該現象貫穿明代,反復出現。

還有另一因素起著作用:東南沿海軍戶成員——包括正軍、軍眷——具備一些特質,使他們比其他人更有實力進入海洋世界。

換句話說,他們在走私和海盜活動中享有競爭優勢。

首先,他們更容易接觸到船只和航海技術。

目前為止提到的絕大多數軍戶都是在周德興或湯和大規模抽軍期間被征入伍的。

而明初參軍的人員中,有些與海洋有著長期的聯繫。

朱元璋將手下敗將方國珍(1319—1374)的水師分派到各衛所,使許多長期從事海上活動的家庭成為軍戶。

(方國珍曾在浙江沿海販賣私鹽,後來成為聲名遠播的大海盜頭子。對元王朝,方國珍總是時降時叛,並借機擴張個人勢力,建立起一支擁有數百乃至上千艘船只的艦隊。至正二十七年(1367)他與朱元璋發生正面衝突,最終通過談判,被迫歸順。)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下令將方國珍手下的士兵編入軍籍。幾年後,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寧波府昌國縣的絕大多數人(也可能是全縣的人)都從事海盜活動,面對如此刁民,朱元璋下令廢縣,將民戶全部強征入伍,編為軍籍,將他們置於當地衛所的管轄之下。理論上,他們有關航海的經驗可以在衛所得到合法的應用)

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決定將廣東疍民籍入軍戶,有異曲同工之效。

提出該建議的官員強調,這些生活在沿海島嶼的百姓非常不易管理,「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寇盜」。

他們不僅精通於海事,而且慣於偽裝,蒙騙當局說自己從事的是合法貿易。成為軍戶並不會斷絕這些悠久的家族傳統和專門技能。

以海為生的家族傳統也許會逐漸淡化、消失,但是,各個衛所——這些家庭被派駐之地——始終是水師技術的中心。

沿海衛所的守軍能夠輕易獲得相關技能,這是他們擁有的另一種競爭優勢。

在明代的大部分時間里,衛所是唯一可以合法建造大型遠洋船舶的地方。

閩南地區的懸鐘所,便以專門打造貨船聞名於世。

就連衛所的戰艦都會被用來從事非法貿易。

15世紀中期,福建永寧衛指揮僉事高璹嘗「役所督海舟賈利」。

其間有士兵溺水身亡,引起朝廷的調查,他的不法行徑才大白於天下。

此間的守軍還占盡地利。

沿海衛所被有意設在各主要港口和傳統貿易樞紐,這就給士兵以可乘之機。

他們向往來商船征收非正式的通行費,還為自己的買賣提供各種方便。

明朝沿海軍隊,為何普遍勾結甚至加入所謂的「倭寇」?

▲圖:仇英所繪《倭寇圖卷》,明軍從一座寫有「海防新堡」字樣的城池整裝出發

軍官擁有另一種競爭優勢,來自他們和當地精英家庭建立的社會網絡。

這些家庭是商業活動的資金來源。

嘉靖九年(1530),海寧衛的兩個指揮官找到士紳鄭曉(1499—1566),「言海中有番船多奇貨,借米二百石交市,明日即利三倍」。

鄭曉拒絕了厚禮,向兩個軍官的上級和當地縣令舉報,卻如石沉大海,沒有下文。

這一事件卻提醒我們,其他士紳未必皆能如鄭曉一般剛正不阿。

另一方面,如果地方勢族本身就在從事非法貿易,那麼在他們的施壓下,軍官很難秉公執法,甚至乾脆對走私者視而不見:

「著姓宦族之人又出官明認之曰,是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往某處糶稻也,或買杉也,或治裝買匹帛也。家人有銀若干在身,捕者利之……官軍之斃於獄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幾也。」

久而久之,守軍也順勢與走私者串通勾結。

「出海官軍不敢捕獲,不若得貨縱賊無後患也。」

軍戶享有的最大競爭優勢在於,負責控制、取締非法海上貿易的人就是他們自己或他們的親戚。

官方禁令中屢次提及此點。宣德八年(1433)的一份報告說,近來百姓「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斡辦為名,擅自下番」。

舉報不法之徒,將會獲得罪犯一半的財產。

但是,「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縱之弗禁者,一體治罪」。

管制貿易乃地方衛所的職責所系,但在現實中,顯然存在「酌情處理」的空間。

水師官員之所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默許手下士兵參與海上貿易,或許是因為貿易所得被視為一種工作福利;

或許是因為他們希望靠自己的網開一面來贏得手下的擁戴;

或許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買賣和手下士兵的買賣息息相關,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

成化五年(1469),有人發現福建都指揮僉事王雄收受屬下賄賂,「聽其與島夷奸闌互市。及領軍出海,遇番舶逗撓官軍,遂為所傷」。

在沿海地區,唯有軍士可以合法理由出海,他們要巡邏。

但是,如明末一份政策聲明警告,除非軍官時刻保持警惕,「甚至官軍假哨捕以行劫,而把總概莫聞知焉。使或聞知,勢至掩飾以自勉過,而不暇議水寨不宜入廈門」。

能夠掌握軍隊海巡的路線和時間,並有把握當自己被抓時可以靠關係(甚至親人)開脫,這些都是從事非法貿易的巨大優勢。

而親自執行海巡任務,無疑是一個更大的優勢。

這給予士兵以情報方面的優勢。如明末某個地方志的作者寫道,他有一個朋友,曾經擔任浯嶼寨把總,對海濱之民,「皆知其生業出入,貿遷何業,所藏貨物當往何夷市」。

一旦他控制了這些人,便「可用為耳目」。

軍官也會利用公務之便,在監督合法的朝貢貿易的過程中撈取好處。

成化元年(1465),來自爪哇的朝貢使團到達廣東,一名從事走私活動的中國商人(「常泛海為奸利」)籌劃與使臣交易,購買其攜帶的私貨。

使臣的船舶被引到潮州,商人的夥伴在這里擔任指揮。

指揮的職責是將貢品封存以備檢查,但他卻趁機監守自盜,偷偷拿走了一些值錢的玳瑁。

軍戶及其眷屬既有航海技術,又有社會人脈,因此在從事非法貿易時享有競爭優勢。

在明末海防專家王在晉(萬曆二十年進士)憤怒的反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夫艚烏尾船只,明為下海入洋之具,喚工打造,非旬日之可成。

停泊河港,招搖耳目,而地方不之詰?官司不之禁?

偷度(渡)關津,守者不之覺?帆檣出海,總哨不之追?

士兵及其家屬在軍營周圍地區建立的新社會關係,違背了軍方強迫他們在衛所安家的初衷。

他們作為國家代理人,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這種地位帶來的巨大優勢,讓他們在從事走私活動時肆無忌憚,甚至變本加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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