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學界對「1937年中日開戰」是如何認識的?

本文來源:短史記(騰訊新聞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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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言九林

共識部分,比如承認戰爭的侵略性質等,就不贅言了。

分歧部分,在細節問題上比較多,也無法一一羅列。

且就與中方看法差異較大、且具代表性者,介紹兩點。

其一,究竟是誰放了「盧溝橋事件的第一槍」。

千葉大學教授秦鬱彥,在其著作《日中戰爭史》(1961,河出書房新社)一書中,以25000餘字的篇幅討論盧溝橋事件,其中有13000餘字是在討論事件當天的槍聲問題。

其基本觀點是:「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的是國民黨第29軍的士兵。不過這一行動不見得是蓄意製造的,而是偶然發生的。」

秦認為,若是蓄謀,則打響第一槍後,必有中方的大舉進攻隨之而來,而事實上沒有。故盧溝橋事件只是一個「突發性的偶然事件」。

也有少數日本學者,在「盧溝橋事件的第一槍」這個問題上陷入了陰謀論。

比如,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認為,打響第一槍的「是共產黨系統的過激分子」,「據說是……潛藏在中國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張克俠」。

但「據說」二字已顯示中村並無可靠的史料依據,所以他的結論就現出了一種糾結,先是不得不承認事件本身很可能「是偶然發生的,並非延安的命令」,爾後又說「然而,此後將事件擴大的無疑是共產黨」。

相較之下,以堅持「南京大屠殺虛構論」而知名、更少學術色彩的的田中正明,則完全無視缺乏史料支撐的事實,竭力鼓吹「日支事變是由誰引起的呢?毋庸諱言,是由中國共產黨挑起的」。

日本史學界對「1937年中日開戰」是如何認識的?

▲圖:守衛盧溝橋的中國軍隊

除此之外,關於「第一槍」,日本學術界還流傳有西北軍馮玉祥系分子所為、藍衣社所為、共產國際所為……等多種陰謀論,以至於有些人將之稱為「昭和史上留下最大的一個謎」。

對秦鬱彥提出的「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的是國民黨第29軍的士兵」這個觀點,台灣歷史學者劉鳳翰著有專文反駁。

劉認為,秦鬱彥所采納的史料,既稱「槍聲帶閃光及喇叭聲」,且一次連發十八顆子彈,則絕非29軍士兵所為。

因為「當時二十九軍裝備陳舊,只有捷克式七九步槍及輕機關槍,無此新式機關槍及曳光彈裝備」,唯日軍之「六五輕機槍」,具有此種射擊特點。

至於中村粲、田中正明等人的陰謀論,劉鳳翰的看法是:「中共確有黨員……不過他們可能有手槍,或許可能有步槍,但不可能有日式六五輕機關槍及曳光彈,故機會不大。」

另一位台灣的歷史學者吳相湘,曾於1960年赴東京,會見據稱擁有史料、能夠證實「中共策劃說」的前日本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

會見並對材料進行研讀之後,吳相湘的結論是,今井出具的材料——「絲毫不能證明所謂放第一槍是共產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秦鬱彥曾很坦率地承認,他沒有找到足夠的依據來支撐「中共策劃說」。

他的結論是:「最近幾年,比較流行的中國共產黨陰謀說,是以1947年中共政治部編的《初級戰士政治課本》的有關部分為『證據』的,但沒有找到原文,缺乏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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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37年,守衛盧溝橋的中國駐軍

其二,盧溝橋事變最終演變為中日全面戰爭,部分日本學者強調,這種演變偏離了日本當局「不擴大」的本意,具有相當的偶然性。

最典型者,莫過於2010年由中日兩國諸多歷史學者完成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日方報告書》。

在與七七事變相關的表述中,該報告書先是將大量的筆墨花在了「不明槍聲」上面,然後重點強調了日本內閣的「不擴大」方針:

「7月8日,近衛內閣臨時閣議決定『不擴大』。」

「……7月11日,閣議決定不擴大和現地解決的方針,同時允許陸軍省部的要求,承認派遣三個師團,……派兵聲明斷定『此次事件無疑是支那方面有計劃的武力抗日行動』,『但為了不擴大局面,不放棄和平交涉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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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述,旨在強調日本政府當日無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在中國歷史學者王建朗看來:

「日本學界也困惑於當時國民政府的行為,因為在此之前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要日本方面一用兵,中國肯定會妥協。」

「而這次,蔣介石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以硬對硬的態度,所以日本學界也有人認為,蔣介石的強硬也是引起全面戰爭的一個因素。」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有助於今人理解他當時為何「採取了完全不同的以硬對硬的態度」,也有助於回應、反駁前引《日方報告書》中避重就輕的說法。

從「七七事變」爆發,到國民政府下定決心全面抗戰,中間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據蔣介石日記,事變當天,他在日記中寫道:

「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時,逼我屈服乎?抑將與宋哲元之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

由這段日記可知,蔣在揣測日軍目的,其中並無「對華全面開戰」一項。

當時,駐華北日軍總數不過6000餘人,宋哲元之二十九軍及地方保安部隊的總兵力約在10萬上下。

這種力量對比,是蔣傾向於認為日軍旨在製造第二個偽滿洲國、而非對華全面開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為回應,蔣決心顯示中方的堅決立場,以強硬態度阻擊日軍的陰謀。

7月13日,蔣通過電報向宋哲元交底:「中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同時計劃讓中央軍重返華北。

7月17日,蔣擬定了立場強硬的「廬山談話稿」。文稿寫道:

「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北平若可變成瀋陽」一句,對外傳遞的信息是:蔣已認定日軍製造和擴大盧溝橋事件,目的在於將平津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

「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一句,對外傳遞的信息是:平津的存亡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生死線,也就是後文一再強調的「最後關頭」。

「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這些話,對外傳遞的信息是:

中國無意主動挑起中日戰爭,但若日本堅持挑起事端,定要越過「最後關頭」,則中國政府將「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犧牲到底」。

簡言之,這篇「廬山談話稿」,既是說給國人聽的,更是說給日本當局聽的。

旨在告誡日本當局,若企圖以盧溝橋事變來製造第二個偽滿,則將觸及中國政府的底線,必將引起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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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37年,蔣介石在廬山

當時,大多數國民政府高層政要,皆反對公開發表這篇「廬山談話稿」。

但蔣判斷,發表該講話「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相反很可能會起到喝阻日本人的效果。

懷著一種「轉危為安,獨在此舉」的期待,7月20日,蔣下令將「廬山談話稿」公開發表。

「談話稿」的公開發表,本質上是一種冒險。

它既相當於向日方表明了國民政府在華北問題上的底線,也相當於國民政府(尤其是蔣本人)對全體國民做出了一種決不對日妥協的承諾——這種公開承諾,相當於告訴日本當局,國民政府在華北問題上,已退無可退。

遺憾的是,蔣的這種冒險,雖有情報支撐——1936年,日本政府所擬定的《國防方針》,已決定將對蘇作戰列為首要之務。

1937年4月,日本「四相會議」又擬定了《對支實行策》及《北支指導方針》,決定不再挑戰中國政府的尊嚴,不再在華北擴大衝突的層次,以緩和與國民政府的關係,進而利於對蘇備戰。

——等來的卻是日本當局的置若罔聞。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軍方與內閣,均於7月8日作出了「不擴大」的決定。

但這種「不擴大」,所指的是將衝突控制在華北,而非控制衝突的升級。

在日本的戰略計劃裏,掌控華北的資源,始終是其對蘇作戰準備的關鍵一環。

所以,在7月11日,內閣在「不擴大」的處理方針下,同意了陸軍省部要求派遣3個師團來華的要求。

首相近衛文麿還在當天發表公開談話稱,為敦促國民政府反省,「派遣關東軍、日本朝鮮軍以及從日本本土調派相當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

近衛文麿的判斷是,只要日方表現出派兵的強硬姿態,按以往慣例,「中國方面會屈服」,那麼事件就會在短期內獲得解決,不會擴大為兩國的全面戰爭。

對近衛文麿關於增兵華北的公開談話,蔣介石的判斷是:其目標仍在華北,而非對整個中國開戰,增兵乃是為了逼迫中方屈服。

作為回應,蔣遂在7月20日公開發表了立場強硬的「廬山談話稿」,希望以此喝阻日本對華北的野心。

讓蔣意外的是,日軍的增兵之舉,絲毫未受「廬山談話稿」的影響。

日方之所以無視蔣的「廬山談話稿」,是因為其陸軍內部,「擴大派」力量早已壓過「不擴大派」,且「一擊論」盛行。

如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與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等,均主張趁機給國民政府一次沉痛打擊,使其轉變抗日態度,以「一擊」徹底解決中日問題——武藤章的具體看法是:

「中國是一個不可能統一的弱國,日本如能強勢,中國必將屈服,如能使中國屈服,將華北納入日本勢力範圍,可加強對蘇聯的作戰體制,盧溝橋事變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

這種「日本如能強勢,中國必將屈服」的判斷,與首相近衛文麿高度一致,而與蔣介石「通過強硬立場逼使日方退縮」的策略高度衝突。

日本致力於要壓迫蔣屈服,蔣致力於逼退日本對華北的野心,雙方互不退讓。同期,日本本土的7個師團及東北的3個師團,開始集中向華北出動。

約在7月24日,鑒於大軍壓境,蔣介石終於不再堅持「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的判斷,轉而認為「日人已大舉侵華,預料一星期內必有大問題來尋」,開始緊急備戰。

28日,華北日軍對中國軍隊發起全面攻擊。

29日,天津失陷,29軍被迫撤離北平。

同日,蔣部署聯蘇外交,並召開記者會,宣佈當前事態已是中方「最後的關頭」,全面的武裝抵抗是唯一的選擇,「局部解決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沒有了」。

8月4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決心抗日的緣由: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

8月7日,蔣約集各派系軍閥領袖,在南京召開國防聯席會議,與會者一致贊同抗戰,集體承諾:

「今後軍事、外交上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

全面抗戰,遂正式爆發。

以上,是盧溝橋事變演變為中日全面戰爭的基本過程。

縱觀演變脈絡,可以清晰看到,日本政府的「不擴大」,前提條件是國民政府在華北問題上對日屈服;

日本軍方在事變中的訴求則是「將華北納入日本勢力範圍」,二者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區別。

將1937年的日本內閣與日本軍方割裂論述,如前引《日方報告書》那般,強調前者持「不擴大」立場,譴責後者的「獨走」,本質上只是一種詞語的遁術,迴避了「武力主動先行、外交被動跟上」,乃是日本近代慣常的侵略模式——早在甲午戰爭中,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即謂:

「我政府在外交上常欲居被動者之地位,然一旦有事,在軍事上一切皆欲先發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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