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清廷想出了一條保衛面子的「奇策」

本文來源:短史記(騰訊新聞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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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嚴汣霖

1867年11月21日,也就是152年前,近代中國組建了第一支派往歐美的外交使團。

美國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被清廷任命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是使團的領導者;

英國人柏卓安(J.MeL.Brown)與法國人德善(E.De.Champs)被任命為左右「協理」,充當蒲安臣的副手;

中國官員志剛、孫家谷隨行,另有秘書隨員20餘人。

1868年2月,使團從上海出發;6月抵達華盛頓;9月抵達倫敦;1869年1月抵達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麥和荷蘭;10月抵達柏林;1870年2月抵達聖彼得堡,23日,勞累過度的蒲安臣驟然去世;10月,使團返回中國。

由歐美人士率領一支外交使團,代表清廷出使歐美,這是一幕難得一見的外交奇景。

何以如此?

1867年,清廷想出瞭一條保衛面子的「奇策」

▲圖:蒲安臣

維護帝國榮耀的「奇策」

此次向歐美派遣外交使團,與即將到來的「修約」之事有關。

所謂「修約」,即國與國之間,建立以條約為基礎的近代外交關係。

這就要求清廷拋棄傳統華夷觀念下的羈縻之道,但清廷並不樂意如此。

1868年是清廷與英法俄美四國早就商議好了的《天津條約》修訂之期。

為應付這次修約,清廷組織封疆大吏,做了兩次外交政策大討論。

第一次是在同治四年(1864)。

針對中國此前種種不守條約的情況,赫德、威妥瑪向清廷呈遞了《局外旁觀論》與《新議略論》,主張遵守條約,並建議進行外交改革以適應國際環境。

經過討論,總理衙門部分接受了赫德等人的意見,承認正視條約、遵守條約的重要性。

第二次是在同治六年(1867)。

為應付次年《天津條約》是修訂,奕䜣給地方督撫、封疆大吏下發了征求意見的通知,討論方向是如何繼續施展和維持傳統的「羈縻之術」。

包括陜甘總督左宗棠、兩廣總督瑞麟在內的多數督撫,均贊成此種方針,奕譞、奕誴等皇族宗室,甚至喊出了「現在必應羈縻,將來必應決裂」,不妨趁「臣民義憤」之機,將洋人盡數「驅之出境」等高調。

只有李鴻章大潑冷水,強調所謂「民心」靠不住,與洋人作戰,只能依賴切實的軍隊實力、不能依賴虛幻的民心(未有不恃兵而專恃民者),而清廷如今的軍隊之中,並無可堪與洋人一戰者(不但淮軍文武無此可靠之才,九州內亦少中意者)

一方面不願走出「華夷外交」,不願放棄「羈縻之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近代外交體系,不得不承認「條約外交」。

兩難之下,派遣一個外交使團出使歐美,以求知己知彼,遂被總理衙門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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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蒲安臣(中)與使團中國成員志剛、孫家谷合影。

中國皇帝決定派遣一個洋人作為欽差大使,出訪世界各國,讓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十分震驚。

蒲安臣本人也很震驚——在清廷的正式任命發佈之前,他並未接收到任何明確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認為,總稅務司的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

「這一決定……乍聽之下……當時使我們不能相信。……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無論發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經過長期和縝密的考慮的。我們的記者說,『此事是同赫德商議之後才提出的』。我們相信,這個計劃是發自赫德的頭腦。」(1867年12月14日)

查《赫德日記》可知,他並不是此事的提議者,但總理衙門確實就此事征求過他的意見: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題,竟成為我在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談論到的事情。」

「……幾天以後,在總理衙門的宴會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訴我,總理衙門已經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並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

赫德之所以極力贊成此事,是因為他一貫主張,中國應盡快從離群索居中脫離出來,在國際上主動拋頭露面;

中國必須在歐美各國的首都有自己的使節,以便及時準確地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歐美,而不必再扭扭捏捏、由駐北京的歐美國家使節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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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赫德

但清廷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與赫德截然不同。

天朝的「華夷觀念」根深蒂固。

1858年的《天津條約》規定,中國與歐美各國應該互派使節。

但多年來,派遣常駐使節,一直是歐美國家單方面的行動,清廷沒有任何動靜。

這種毫無動靜,本質上是一種鴕鳥政策

不向歐美各國派遣使節,自然就不會出現禮儀衝突——華夷外交強調的是「天朝上國」的榮耀(跪拜),近代外交強調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不跪拜、握手鞠躬)——回避了禮儀衝突,似乎傳統的華夷秩序就能繼續維系。

除了不派遣駐外使節,清廷還一直在軟性抵制歐美各國駐華使節「覲見中國最高領袖」的要求。

傳統華夷秩序下的覲見儀式,要求外國使節必須行跪拜之禮;

但近代外交秩序強調各國平等,要讓歐美駐華使節跪拜中國皇帝,無異於癡人說夢。

清廷自知在武力上不足以讓歐美使節下跪,又不願意放棄彰顯天朝榮耀的華夷秩序,只好採取拖延之策,以皇帝年幼為由,將接見歐美駐華使節一事,盡可能地往後拖延。

1867年,為應付即將到來的修約,清廷需要派遣一個使團,去了解歐美各國的情況,但清廷又不願因此而喪失華夷秩序下的天朝榮耀。

使團出使歐美,勢必「入鄉隨俗」採用歐美外交禮儀(清廷自居天朝上國,本身也不願使團在歐美行跪拜之禮);

清廷使團的這種「入鄉隨俗」,又勢必影響清朝皇帝以何種禮儀接見歐美駐華使節——歐美駐華使節時常與清廷交涉此事,自然不會放過這樣的好機會;

清廷為了堅持跪拜之禮,已使用拖延戰術與各國使節「鬥爭」了10年之久,自不願功虧一簣。

兩難之下,讓外國人率領中國使團出使,就成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正如總理衙門在奏折中所言:

「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

意思是:中國人做使團的團長,代表「天朝上國」去到歐美,自然不能跪拜歐美各國君主政要;

但中國人在歐美不跪拜,自然也就不好再要求歐美駐華使節跪拜中國皇帝,所以「誠不免為難」。

讓外國人做中國使團的團長,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1867年,清廷想出瞭一條保衛面子的「奇策」

▲圖:隨蒲安臣使團出使的中國官員孫家谷

選擇美國人蒲安臣為使團首領的同時,清廷還給使團擬定了諸多訓令。

其中在「禮儀問題」上,有如下具體指示:

(1)可「概免」行禮者盡可能免,待將來談判落定再說。

(2)須按照歐美各國禮儀無法推托者,須嚴正申明,這是西方之禮,與中國國情不符,「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

(3)一切有違中國國體禮儀之事,可不舉行者概不舉行。

蒲安臣對這些訓令,很不以為然。

總理衙門建議使團,不要將國書直接遞給西方國家政府首腦,以免他們反過來要求直接遞國書給清朝皇帝。

但蒲安臣在美國接受了約翰遜總統的接見,並親遞國書。總理衙門訓令回避西方禮儀,使團在美國遞交國書時,行的卻是鞠躬握手之禮(在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國,也是如此)。

因為蒲安臣是外國人的緣故,隨行歷練的中國官員志剛和孫家谷,倒也不覺得握手鞠躬之禮丟臉。志剛在日記裏寫道:

「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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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蒲安臣使團成員合影

事後來看,站在總理衙門的角度,以洋人為欽差大使這一「奇策」,在維護「天朝上國」的面子這件事情上,確實收到了「奇效」。

1869年,清廷的擔憂發生了。

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果然以蒲安臣使團在歐洲使用握手鞠躬之禮為由,要求清廷準許各國駐華使臣,也以握手鞠躬之禮覲見清朝皇帝。

於是,「先見之明」生效。

總理衙門以蒲安臣是洋人為由,反駁了阿禮國的類比,且再次搬出「皇帝年幼」與「中外國情不同,禮節亦不同」的老招數,將問題繼續往後拖延。

在歐美的成功

為了「天朝上國」的面子,而讓一名外國人擔任赴外使團的首腦,這是一樁極為危險的事情。

這方面的慘痛教訓,並不是沒有。

五年前,清廷曾試圖通過總稅務司李泰國自英國購回一支現代化的艦隊。

但有著自己盤算的李泰國,拿了清廷的錢,卻致力於組建一支完全由英國人掌控,名義上屬於清廷、實際上只聽命於李泰國自己的私人艦隊,結果釀成了讓清廷損失慘重(僅白銀就損失了約90萬兩)的「阿斯本艦隊事件」。

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蒲安臣,在「阿斯本艦隊事件」中給了清廷很多提點,並參與斡旋。這些提點與斡旋,是清廷得以控制事態、及時止損的關鍵。

這大約也是清廷敢於將外交使團交給蒲安臣率領的緣由。

即便如此,讓一個外國人做欽差大臣,仍有著極大的風險——清廷應該感到慶幸,蒲安臣不是李泰國,他有著難得的操守。

使團的第一站是美國,亦即蒲安臣的祖國。

在舊金山,蒲安臣發揮了他的演講特長,向輿論界傳達:自己的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走上了和平與進步的道路,這個偉大民族向近代文明的光輝旗幟伸出雙手的時機已經降臨,這樣的日子已經來到。

在紐約,蒲安臣繼續鼓舞歐美世界:「中國已經睜開它的眼睛了。……他願意和你們通商,向你們購買貨物,賣東西給你們。」

他還告訴美國的傳教士,你們將有機會「在中國每座山頭上和每個山谷中豎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上述言論的背後,是蒲安臣對此次出使的個人期望——讓清廷融入世界。

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清廷所交付的使命。他在公開場合不止一次說過類似意思的話:

「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他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他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利。」

使團在美國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是《蒲安臣條約》。

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與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美國在條約中保證不干涉清廷內政,還涉及保護華僑、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條款。

尤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條約簽訂之後,隨即外交知悉歐美各國,表示美國將不承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意圖和態度,並要求美國駐歐洲各國公使協助蒲安臣使團順利完成此次出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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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蒲安臣率使團向約翰遜總統遞交國書

1868年9月,使團抵達倫敦。

因為此前與美國簽訂的條約中,「不干涉中國內政」條款有直接針對英國的意思,英國朝野對待使團十分冷淡,部分媒體甚至抱有敵意。

10月份,使團才得以禮節性拜會了外相斯坦利;

11月,才在一種冷清的氣氛中獲得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

恰於此時,中國國內的天主教育嬰堂因傳染病連續死去40多名嬰兒,導致數萬滿懷疑忌、不明真相的群眾火燒教堂、毆打傳教士,釀成「揚州教案」。

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調遣軍艦開赴南京,威脅兩江總督曾國藩。

清廷與之交涉數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團借訪問英國之機,直接與英國政府交涉。

依賴蒲安臣等人對近代外交規則的熟悉,交涉成功,一場外交風波得以化解,雙方還協定:此後發生同類事件,處理辦法須循約而行,「不得擅調兵船與地方官爭執」。

英國外交部也發表官方聲明,承認擅自調兵威脅中國地方官員的行為欠妥,重申尊重中國的主權和司法權。

但對使用武力「以便保護生命財產受到迫切的危害」一事,英國政府仍持保留態度。

聲明發表後不久,又發生了英駐台灣淡水領事吉必勛擅調兵船、向台灣地方官勒索白銀的事件。

清廷依據協定,照會英國政府。英國政府遂令吉必勛繳回所索銀兩,並向淡水中方官員賠禮道歉,且將吉必勛革職。

上述事件的處理結果,對清廷而言,可以說是一種非常新奇的政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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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蒲安臣使團在西方接受通行的握手、鞠躬禮

1869年11月,使團抵達柏林。

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說法,使團在普魯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壯觀的接待」。

1870年1月,蒲安臣與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舉行正式會晤。俾斯麥在會晤中說:

「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中華)帝國需要一個得到尊重、具有權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1870年2月,使團抵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

半個月後,蒲安臣得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接見。

此時的俄國,與中國在西北和黑龍江流域關係十分緊張,沙皇在會見中故意與蒲安臣大談無關痛癢的美俄關係,對中俄關係避而不談,這令蒲安臣感覺交流十分艱難。

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診治均不見好轉。

隨行的中國官員志剛,記載了蒲病重後的工作狀況:

「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於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與中國毗連陸地將萬數千裏,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未當,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

1870年2月23日,受人之托即忠人之事的蒲安臣,病逝於中國欽差大使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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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蒲安臣使團成員合影

在清廷的失敗

出使之前,蒲安臣特意為中國製作了一面黃色的國旗:

「藍鑲邊,中繪龍一尺三長,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

自此,龍旗成為晚清中國的一個象徵。中國也第一次以主權國家的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中。

蒲安臣以他的演說才能,將中國打扮成了一個溫和、開放的形象。

每到一處,他都極力歡呼中國正準備沖破傳統的鐵幕,投入世界的懷抱,投入到近代文明中來。

可惜的是,這一形象營銷,雖然在歐美取得了成功,卻並未能夠反哺中國。

他演說中的那個正在走向開明的清廷,仍對近代文明抱持著極大的敵意。

比如,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曾給使團下達訓令,「不要讓西洋強迫我們建設鐵路和電報,我們只希望這些事情由我們自己來提倡」,文祥的話很委婉,由自己來提倡的實質,其實是不提倡。相較之下,同治皇帝的師傅倭仁的話,就說得更加明白了,他斷言歐美國家毫無文明可言:

「彼等之風俗習慣,不過淫亂與機詐;而彼等之所尚,不過魔道與惡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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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隨蒲安臣使團出使的中國官員志剛

隨蒲安臣使團出訪歐美的總理衙門官員志剛,撰有日記《初使泰西記》。

在日記中,志剛寫下了在巴黎觀看西洋舞蹈的感受。

他先是做了一番贊嘆,然後總結道:西洋舞蹈雖好,但不符合清廷國情,因為「中國之循理勝於情,泰西之適情重於理」,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國內。

訪問歐洲期間,志剛還聽聞了海濱浴場有群聚「洗海澡」的盛況,男性只穿泳褲,女性加穿背心。

他「遙聞此事而艷之」,但艷羨之外,卻另有一番莫名其妙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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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志剛《初使泰西記》封面

志剛說,洗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國國情,因為「歐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髮赤而性多疑。雖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後快」。

中國人體質與他們不同,「中國重理而輕情,泰西重情而輕理」,所以中國人不可群聚洗海澡。

跳舞與洗澡,尚且有國情不同、體質不同之說,蒲安臣努力塑造出來的那個開明中國,終究只能是曇花一現。

真正有生命力的,反是奕譞、奕誴這類人所鼓吹的「臣民義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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